就在四川境内为汉王有嗣而欢欣鼓舞、军民同庆之时，千里之外的大明京师，却是一副愁云惨淡的景象。
尽管紫禁城内的雪下得再大，也压不住朱由检心中的焦躁。
去岁清军破关入塞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不仅掳掠人畜财物无算，更是逼得宣大总督和兵部尚书双双畏罪自杀。
朝廷颜面扫地，边防体系更是一度濒临崩溃。
无奈之下，崇祯只能将还在湖广剿匪的卢象升调任宣大，让他去收拾烂摊子。
听说卢象升到任后大力屯垦，整顿兵备，致使宣大两地颇有起色，朱由检总算是圣心稍慰。
然而，对于兵部尚书的人选，朱由检却一直犹豫不决。
兵部尚书执掌天下兵马调度，负责抵御内外之敌，他不得不谨慎挑选。
张凤翼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，要是再来一个庸碌无能、或者只知道结党营私之辈，大明可真要完了。
朱由检理想中的兵部尚书，首先不能是东林党、阉党或者其他任何派系的人员，必须是无党无派的“孤臣”。
只有这样，他才能放心任用，确保皇权不受掣肘。
其次，在此流寇复起、边患频发的多事之秋，兵部尚书必须通晓军事，最好有实际的督师、督军经验，能够应对错综复杂的战场局势。
自从卢象升调任宣大后，中原的剿寇事务需要朝廷更有力地统筹，这个兵部尚书，得能替皇帝分忧解难。
朱由检在堆积如山的奏疏和官员档案中反复寻觅，经过一番精心筛选后，终于将目光锁定在了一个人身上。
他就是前任宣大总督，目前正在老家为父守制的杨嗣昌。
杨嗣昌，出身于湖广官宦之家，他爹杨鹤曾任三边总督，也是陕西这帮反贼的老熟人了。
当年杨鹤因为在陕西招抚失据，反而导致流寇坐大，进而被崇祯下狱问罪。
当时，正在山海关内监军兵备道任上的杨嗣昌闻讯，连续三次上疏，恳请辞去官职，以求代父受罪。
朱由检看在他其孝心可嘉的份上，最终免去了杨鹤的死罪，改为发配江西袁州充军。
崇祯八年九月，杨鹤病逝于袁州戍所，宣大总督杨嗣昌便依制离职，在家丁忧守孝。
对于皇帝当年的“恩典”，杨嗣昌自然是感激涕零。
如今正值用人之际，朱由检决定夺情起复杨嗣昌，让他为国效力。
诏书抵达杨家，杨嗣昌依着官场惯例，上演了一出“三辞三让”的戏码，以示忠孝之心。
可他等得起，紫禁城里的皇帝却等不及了。
各地的告急文书，如同雪片般飞来：
西南方向，贵州总兵许成名的求援信字字泣血，言及贼势浩大，省城危在旦夕；
中原腹地，河南、湖广、山西等地，原本偃旗息鼓的流寇再度复出，攻城掠地，搅得官军疲于奔命；
而最让崇祯寝食难安的，则是从东北传来的消息，关外的东虏，竟然对朝鲜正式宣战了！
征伐朝鲜，是皇太极战略中的重要一环。
去年阿济格入塞，其主要目的就是吸引明廷的注意力，为他调集兵马、准备东征朝鲜创造时机。
结果万万没想到，明廷在宣大、京畿地区的防线根本不堪一击，官兵畏敌如虎。
甚至连总督和兵部尚书都被吓得服毒自尽，远远超出了皇太极的预期，简直是意外之喜。
崇祯九年十月，皇太极在接到满载而归的阿济格大军后，便立刻返回了盛京。
十一月初三，他以大清皇帝的身份，举行了告捷太庙的仪式。
皇太极向老野猪皮的在天之灵，报告了此次阿济格入塞的“辉煌战绩”：
洗劫十二州县，连胜五十八阵，生擒明廷总兵巢丕昌，俘获人畜多达十八万。
随后几天，皇太极大肆封赏了入塞有功的将领，同时也严厉处罚了一批作战不力的官兵。
首当其冲的，便是在昌平之战中，因疏忽大意被溃败明军反杀的清军将领，其部下都受到了严厉责罚。
甚至，还有十多名士卒，因为未能将军械运抵指定位置，从而遭受了鞭刑。
对于一些在牵制祖大寿的关宁军时谎报军功、临阵退缩的行为，皇太极也进行了清查和惩处。
其治军之严，可见一斑。
完成了论功行赏和内部整肃后，皇太极认为，攻取朝鲜的时机已经成熟。
十一月下旬，他正式下达了征讨朝鲜的诏令。
至于出兵的理由嘛，都是现成的。
当初在称帝大典上，那两个朝鲜使者梗着脖子拒绝跪拜的场景，皇太极可一直记在心里，此刻正好拿来大做文章。
于是，他以朝鲜“傲慢无礼、拒不朝贺”为由，悍然对朝鲜宣战。
十二月初一，奉命出兵的外藩蒙古军队陆续抵达盛京。
皇太极判断东征的时机已到，于是他安排济尔哈朗留守盛京，阿济格驻守牛庄，阿巴泰驻守海城，各率小股部队防御明军。
而他自己，则亲自统领满清八旗主力、外藩蒙古军队、以及三顺王的火器部队，几乎是倾国之兵，杀向了朝鲜。
大军主力前进的同时，皇太极又派了一支三百人的精锐小队，化妆成商人模样，从沙河浦出发，利用鸭绿江封冻的时机，悄悄潜入了朝鲜境内。
朝鲜军队的战斗力本就低下，如今还有内应，更是不堪一击。
在清军的里应外合之下，朝鲜军队毫无抵抗之力，致使清军前锋部队一路高歌猛进，如入无人之境。
从盛京出发，满洲铁骑仅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，就打到了汉城脚下。
朝鲜国外李倧闻讯，大惊失色，决定立刻弃城逃亡避祸。
一时间，汉城内人心惶惶，乱成一团。
史载：“上下惶惶，罔之所为，都城士大夫扶老携幼，哭声载路。”
清军在火炮的加持下异常凶猛，李倧带着世子等人，刚逃到汉城南大门，就接到了前线传来的急报。
说是清军前锋已经抵达了汉城西郊的弘济院，汉城西郊的朝鲜部队已被全歼。
无奈之下，李倧只能派遣朝中官员前往清军大营，假装议和，企图拖延时间。
而自己则向南逃窜，一路跑到了汉城以南、四十里开外的南汉山城。
他打算依托这座山城防守，然后利用清兵不习水战的弱点，逃亡江华岛避难。
然而，人算不如天算。
第二天清晨，当李倧一行人马准备出城赶往江华岛时，突然风雪大作，以致于车驾寸步难行。
李倧无奈，只得退回南汉山城中固守。
就这么一耽搁的功夫，清军随即赶到，将南汉山城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清军提出要李倧先将世子送到清营为质，才考虑议和。
在巨大压力下，李倧本想答应，但却遭到了城内官员的强烈反对，认为这是奇耻大辱，议和遂宣告破裂。
走投无路的李倧，只能一边向全国下发勤王令，一方面派出使者向宗主国大明求援。
十二月十八日，李倧在南汉山城的行宫南门颁布诏书。
他宣誓“君臣上下同守一城；和意已决，唯有战尔”，并决定依据险要山城与清军血战到底。
此时，城内共有朝鲜官兵一万三千余人，文武官员二百多人，宗室成员二百多人，以及奴仆三百多人。
看似人数不少，但问题是城中的存粮却只有区区一万六千多担，酱二百瓮。
这点储备，仅仅够一万多士兵勉强支撑一个月。
本来吧，原先负责营建南汉山城的大臣李曙，曾未雨绸缪在城中储存了大量军粮。
但李曙因病离任后，接手的广州牧使韩明旭却认为，将粮食运往险峻的山城过于耗费民力。
他竟自作主张，将大部分军粮储存在了汉江边上的甲士仓里。
结果，在清军到来后，这些粮食轻易就落入了敌手。
后勤补给严重不足，朝鲜军队只能寻求速战速决。
在李倧的号召下，城中挑选出了一只精锐部队，出城与清军决战。
可清军却很鸡贼，见到朝鲜军队出城挑战，他们反倒坚守营寨，避而不战。
朝鲜军队在清军营外叫骂挑战了一整天，远处的清军却岿然不动，到了黄昏时分，朝鲜军队早已是人困马乏，士气低落。
体察使金鎏见势不妙，急忙下令收兵。
可就在此时，清军营寨突然洞开，蓄势已久的精骑呼啸而至，径直杀入了朝鲜阵中。
在清军的偷袭之下，朝鲜精锐伤亡惨重，几乎全军覆没。
惨败后，城内士气彻底崩溃，君臣上下更是面如死灰。
而此时，清军主力也陆续赶到，朝鲜军队无力出城再战，只好据守山城不出。
皇太极并不急于攻城，而是传令后方：
“速携红衣大将军炮及一切火器前来，为攻城做好万全准备。”
时至年底，皇太极在南汉山城西侧设立御营。
他命令麾下清军攻占汉城，搜捕躲藏的朝鲜军民，掠取财物牲畜，供给大军欢度新年。
崇祯十年正月初四，后方三顺王的火炮部队，终于抵达了城下。
得到火炮后，皇太极依旧不急于攻城，反而将御营移至汉江北岸，继续对山城实施严密封锁。
他采取围点打援的策略，持续消灭朝鲜有生力量。
从十二月到正月，几路主要的朝鲜勤王军相继被歼灭，南汉山城彻底成为一座孤岛。
正月十七日，皇太极向困守孤城的李倧发出了最后通牒：
“欲生耶，亟宜出城归命；欲战耶，亦宜亟出一战。”
李倧见各路勤王军相继被灭，而自己的亲爹大明，也没有来救的意思。
再加上内无粮草，突围无望，终于放弃了抵抗的念头。
他派出使臣，表示愿意投降，对清称臣，并试探性地提出了一些保留体面的条件。
但此时，战场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皇太极手中，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，谈判桌上更不可能得到。
为了彻底粉碎李倧的侥幸心理，正月二十二日，清军在多尔衮的指挥下，对江华岛发动了渡海战役。
朝鲜的庙社神主、世子嫔、两大君、元孙等王室人员，以及大臣家眷都藏身于此岛。
江华海峡历来被朝鲜君臣视为天堑，时值严冬，海水冰冷刺骨，海面上还漂浮着冰块，渡海难度极大。
然而，多尔衮指挥清军，利用红衣大炮的掩护，强攻江华岛北面的甲串津渡口。
朝鲜水军本欲出击拦截，不料海水突然退潮，朝鲜水军被困在了距离甲串津数百步外的海域无法动弹。
多尔衮趁机率军猛攻，迅速拿下甲串津，成功登陆了江华岛。
岛上的守军全军覆没，藏身在此的朝鲜王室成员、宗室、以及众多大臣的家眷，全成了清军的俘虏。
后方沦陷，家眷尽数落于敌手，南汉山城中君臣战心尽失。
正月二十三日夜，清军将红衣大炮等推至前沿阵地，对南汉山城进行了猛烈炮击。
史载：
“炮丸大如鹅卵，或有如小儿头者，能飞越冈峦，乱触宫墙。”
“声震天地，昼夜不绝，城中之人比比中死，堞所触皆崩溃，人心因此大汹。”
在火炮的威胁下，李倧再也顾不得任何条件，连夜派出大臣，向皇太极呈上了降书，只求保全姓名。
皇太极接到降书后，宣布赦免李倧“不尊王化”之罪，同时又提出了十一项条件：
一、朝鲜必须立即缴纳明朝颁赐的所有诰命、册印，彻底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，停止使用明朝年号，尊奉大清为正朔。
二、朝鲜国王需将世子及另一名王子送往大清为质，朝鲜各大臣亦需派遣子弟入质。
三、朝鲜有义务协助清军攻打明朝，当前的首要任务，便是配合清军攻取皮岛。
四、每逢大清皇帝寿辰、元旦、冬至及皇后、皇太子诞辰，朝鲜须依照昔日朝贺明朝的礼仪规格，遣使奉表朝贺。
五、凡被清军俘获后渡过鸭绿江的朝鲜人，若逃回朝鲜，必须遣返给清朝，不得收留，但允许其家属出资赎回。
六、朝鲜王室需与清朝宗室贵族联姻，以固“盟好”。
七、朝鲜不得再修缮任何新旧城池、城墙及堡垒。
八、朝鲜需将境内所有瓦尔喀人送还大清。
九、允许朝鲜继续与日本进行贸易，但朝鲜有义务协助大清与日本建立联系。
十、禁止朝鲜与图们江外的瓦尔喀人进行贸易，若发现此类人员，须逮捕并移交清朝。
十一、朝鲜每年需向大清缴纳巨额岁贡，具体品种数量再行商议。
当李倧看到这份条约后，气得差点没晕过去，这和亡国有什么区别？
见此情形，朝鲜群臣纷纷上书劝谏道：
“称臣奉朔之后，则更无可为之事。”
“今日之势，少无以兵力，击却之路，亦将奈何哉？”
“今日之权，都在于彼，势难争阻矣。”
大概意思就是，事已至此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，除了接受，别无他路，至少还能保全宗庙社稷和李氏王统。
大臣们愿意给台阶，李倧也并非不识好歹之人，于是便应下了皇太极的所有条件。
正月三十日，在汉江边上的三田渡，两国举行了受降仪式。
朝鲜国王李倧脱下王袍，身穿表示罪臣的青色布衣，向端坐在黄罗伞盖下的皇太极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。
随后，他又在那份满是屈辱的城下之盟上，盖上了朝鲜印玺。
这场战争，清朝方面称为“丙子之役”；而在朝鲜历史上，则被称为“丙子胡乱”。
而这份条约，则被称之为《南汉山城条约》、《丁丑条约》。
至此，自诩为“小中华”的朝鲜，正式脱离了两百余年的明朝藩属体系，沦为了大清的藩属国。
丙子胡乱和《南汉山城条约》对朝鲜的影响是深远且致命的。
政治上，朝鲜被迫屈从于清朝，权威受损，陷入了长达两百多年的屈辱期。
经济上，巨额的岁贡成为朝鲜人的沉重负担，严重损耗了国力。
军事上，不得修筑城防的条款使其门户洞开，国防完全依赖于大清。
更重要的是，朝鲜与明朝的传统纽带被强行割裂，其文化上的“尊明攘夷”思想被彻底打断，从而形成了长期的内在矛盾和痛苦。
而对于大明而言，朝鲜的改藩易主，同样也是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上的三重打击。
从政治上看，大明“天朝上国”的宗藩体系彻底崩塌，国际声望一落千丈。
大明以“宗藩制度”构建东亚国际秩序，朝鲜则是明朝最核心、最忠诚的藩属国。
自洪武年间确立宗藩关系以来，朝鲜始终“事明唯谨”，定期朝贡、使用明朝年号、尊明朝为“正统”，是明朝宗藩体系的标杆。
而朝鲜对大明的忠诚，则是大明天命所归的重要证明。
周边的如琉球、安南等，均以朝鲜为范本，认可大明的“天朝上国”地位。
如今，朝鲜改藩易主，等于向全东亚宣告了明朝天命已失的消息。
此后，琉球、安南虽未立即改藩，但对明朝的朝贡频次大幅减少，甚至还暗中与清朝接触。
大明的宗主权威，名存实亡。
而大明内部，更是乱了起来。
明朝的士大夫阶层，长期将朝鲜视为文化盟友，朝鲜的改藩，则让明朝官员、文人产生了“唇亡齿寒”的绝望感。
如翰林院编修杨廷麟，就曾在奏疏中痛陈道：
“朝鲜，我之藩篱也，今藩篱破，而天下人心摇矣！”
这种“正统崩塌”的焦虑，进一步加剧了明朝内部的党争与官员的离心。
从经济上看，辽东守军的粮食、部分依赖从朝鲜经海运输入，而战马则多从朝鲜采购。
朝鲜改藩后，清朝严禁朝鲜与明朝贸易，辽东守军只能完全依赖内地，转运粮食。
而明末时期，大明与朝鲜的海上贸易十分活跃，比如山东登州与朝鲜釜山的贡市。
明朝从中收取的关税，是地方财政的重要补充。
朝鲜改藩后，明朝也失去了这部分关税收入，进一步加剧了地方财政崩溃。
对此，山东巡抚就曾奏报“登州关税岁减十万两，军饷无措”。
从军事上看，明朝则是失去了东北侧翼屏障，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境地。
此前后金攻打明朝时，始终会担心朝鲜联合东江镇，袭扰后方。
而经此一战，皇太极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，能够集中全力对付大明。
大明皮岛等海外据点变得岌岌可危，来自朝鲜的粮食、兵员等潜在支持也被切断。
辽东战线压力陡增，整个帝国的东部沿海乃至京畿地区，都直接暴露在了清军的兵锋之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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