御书房内，气氛凝重。
“丧标，此事并不是你的过错。”朱高炽见朱标如此激动，连忙劝慰道，“江南士绅势力庞大，盘根错节，手段隐蔽，他们早已将土地兼并的痕迹掩盖得很好，寻常人很难察觉其中的猫腻。而且，他们在朝堂之上也有不少代言人，奏报之时只报喜不报忧，父皇自然难以知晓其中的真相。”
朱雄英也附和道：“父皇，高炽说得对。您的初衷是好的，只是被士绅地主钻了政策的空子。如今我们既然已经知晓了真相，便可以及时调整政策，弥补其中的漏洞，真正让百姓受益。”
朱标停下脚步，看向朱高炽，眼神中带着一丝询问与期待：“炽儿，你心思缜密，眼光独到，如今既然你看出了其中的问题，想必已经有了应对之策，对吗？”
朱标被朱高炽的一番话点醒，心中的愤怒与自责交织，却更多了几分痛定思痛的清醒。
他猛地攥紧拳头，目光灼灼地看向朱高炽，语气急切而坚定：“炽儿！你说得字字诛心！朕推行江南减赋，初心是为了让百姓喘口气、过好日子，绝非让这些贪婪的士绅地主坐收渔利！你既然早已看穿其中症结，定然有应对之策，快给朕详细说说，该如何破解这困局，让新政真正惠及百姓！”
朱雄英也连忙附和，眼中满是期待：“高炽，如今江南的问题已然暴露，若不能及时解决，不仅新政会沦为笑柄，百姓也会寒了心。你心思缜密，谋略深远，定然有万全之策！”
朱高炽见状，知道时机已然成熟。
其实早在返程金陵的途中，他便已针对减赋暴露的问题深思熟虑，心中早已打好了腹稿。
他笑了笑，语气沉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：“如今大明四海升平，外无大规模战事侵扰，边境安稳，看似国泰民安，实则内藏隐忧，而这隐忧的根源，便是土地兼并与赋税不均！”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二人震惊的脸庞，继续说道：“江南的情况并非个例，南直隶如此，天下各州府亦是如此！这些士绅缙绅，凭借读书人的功名特权，或是科举入仕后的官威势力，贪婪成性，无所不用其极地大肆侵占田地。他们或通过巧取豪夺，低价强买百姓田产；或利用百姓遭遇天灾人祸的困境，放高利贷逼迫其以田抵债；更有甚者，直接勾结地方官吏，伪造文书，强占官田、民田，将大片良田据为己有。”
“田地到手之后，他们便开始玩弄手段，将本该由自己承担的赋税，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无权无势的自耕农身上。”
朱高炽的声音陡然提高，带着几分痛心疾首，“朝廷的赋税定额不变，士绅们凭借特权偷税漏税，甚至完全免税，而空缺的税额便被地方官府分摊到仅剩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头上。自耕农本就田地稀少，产出微薄，却要承担远超其承受能力的赋税，一年辛劳所得，除去缴税，连温饱都难以维持。”
“为了活命，他们别无选择，只能被迫将自家仅剩的田地‘投献’给士绅地主。”朱高炽语气沉重，“所谓‘投献’，便是自耕农将田地名义上划归士绅乡绅名下，成为其佃户，每年缴纳高额田租，以此换取士绅乡绅的庇护，逃避沉重的赋税。看似保住了性命，实则彻底沦为士绅地主的附庸，被层层盘剥，永无出头之日。而士绅地主则坐享其成，田地越来越多，财富越来越厚，势力越来越大，形成恶性循环。”
朱标与朱雄英听得脸色愈发凝重，他们虽知晓土地兼并与士绅特权的问题，却从未想过其严重程度竟已到了如此地步，更没想到这背后还隐藏着如此黑暗的利益链条。
“所以，咱们推行的新政，从中央层面减免赋税，看似是仁政，实则治标不治本。”朱高炽直言不讳，“减免的赋税，最终只会落到拥有大量土地的士绅地主头上，他们的负担减轻，却丝毫不会让利给佃户与自耕农。”
“佃户依旧要缴纳高额田租，自耕农即便赋税稍有减免，也会被士绅地主通过提高田租、巧立名目等方式变相掠夺，最终依旧一无所获。”
朱标闻言，心中如同被重锤击中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
他一直以为减免赋税便能惠及百姓，却没想到症结竟出在根本的制度上，自己的一番苦心，终究还是打了水漂。
“那……那该如何是好？”朱标声音有些沙哑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助，“难道朕的新政，真的无法让百姓受益吗？”
“并非无法，而是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！”朱高炽眼神坚定，掷地有声，“想要改变这一现象，给百姓子民一条活路，让新政真正落地生根，就必须彻底改变大明王朝沿用至今的赋税制度！”
“什么？！”
“改变赋税制度？”
朱标与朱雄英同时惊呼出声，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，震惊地看向朱高炽。
要知道，大明的赋税制度承袭自唐宋两朝的两税法框架，虽经洪武年间老朱陛下大刀阔斧的调整——废除苛捐杂税、厘清税目、核定天下田亩、编制鱼鳞图册，却始终未能跳出“田亩税”为核心的传统框架，且与士绅的功名特权形成了深度捆绑的利益格局。
老朱陛下当年为稳固江山，笼络天下读书人、巩固统治根基，效仿前朝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传统，明确规定：凡考中秀才者，可免自身徭役与部分田租；举人及以上功名者，不仅自身免税免役，还可荫庇亲属、收纳“投献”田产，享受赋税优免特权；朝中官员更是按品级高低，享有从数十亩到数千亩不等的“免税田”额度，品级越高，优免范围越广。
这一制度在明初天下初定、亟需恢复生产的背景下，确实起到了稳定人心、吸引士子入仕的作用，但也为日后的制度弊端埋下了隐患。
历经数十年推行，这套赋税体系早已根深蒂固，如同一张密密麻麻的利益网络，牵扯到天下无数士绅缙绅的核心利益。
江南地区的大族士绅，凭借科举功名或官宦背景，通过合法优免与非法兼并相结合的方式，占据了当地半数以上的良田。
他们一边利用特权逃避自身应缴的赋税，一边通过“投献”制度吸纳自耕农的田产——自耕农为躲避沉重赋税，不得不将田地名义上划归士绅名下，沦为佃户，每年缴纳高达五成甚至七成的田租，而士绅则坐享其成，仅需将微薄收益的一部分上缴朝廷，甚至通过勾结地方官吏，连这部分也能变相规避。
朝堂之上，诸多官员本身就是士绅阶层的代表或受益者，他们的家族凭借其官职与功名，在地方大肆兼并土地、享受免税特权，赋税制度的变革直接触及他们的切身利益，自然会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。
更关键的是，这套制度早已与大明的统治架构深度绑定。士绅阶层作为连接朝廷与地方的中间力量，不仅是赋税的重要来源（表面上的田亩税主要由自耕农与中小地主承担），更是维护地方秩序、推行教化的重要依托。
朝廷的政令需要通过士绅阶层向下传达，地方的治安需要士绅组织乡勇协助维持，甚至灾荒年间的赈济也需要士绅捐粮捐钱配合。
一旦触动士绅的特权，改变以田亩税为核心、与功名挂钩的赋税制度，不仅可能导致士绅阶层的集体反抗，让朝廷失去地方治理的重要帮手，更可能引发赋税体系的崩溃——原本由自耕农与中小地主承担的赋税，在士绅失去免税特权后，可能因士绅的抵制而无法足额征收，而自耕农长期被压榨，早已不堪重负，也难以承担更多赋税。
此外，洪武年间定下的“永不加赋”祖训，也为赋税制度改革增添了阻碍。
老朱陛下当年为安抚百姓，立下“凡天下田赋，官田每亩五升三合五勺，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，永不起科”的规矩，这一祖训被后世奉为圭臬，成为制约赋税调整的“紧箍咒”。
改变赋税制度，难免涉及税率调整与征收方式变革，极易被反对派扣上“违背祖训、苛政害民”的帽子，引发朝野上下的非议。
因此，改变大明现行的赋税制度，绝非简单的政策调整，而是对沿袭数十年的利益格局、统治架构与祖制传统的全面挑战。
这无异于撼动整个大明的统治根基，其难度之大，不仅在于要对抗天下士绅与朝堂官员的联合抵制，还要破解祖制的束缚与地方治理的依赖；其风险之高，更是难以想象——一旦改革失败，可能引发士绅叛乱、赋税崩溃、地方动荡，甚至动摇大明的江山社稷，让数十年的安稳局面毁于一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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