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政使司的文书顺着驿道铺向南北，茶馆里“张骞持节”、“班超投笔”的故事讲得正酣，连洪武皇帝亲批的《岭北拓荒策》都被抄录在各地城墙上。
洪武二十一年的风，仿佛带着一股穿越大漠的豪气，吹得天下有识之士心头滚烫，一批批名字，正顺着这股风，涌向岭北的方向。
最先动起来的是地方上的文臣。
暴昭此时正在北平府任推官，审结了一桩蒙古降人纠纷案刚歇笔，见通政使司文书里“立学岭北，可比班超定远”的话，当即磨墨写了奏疏。
他并非走的科举之道，而是由国子生授大理寺司务，转任北平府推官，性格刚烈强硬，所以颇被同僚上司不喜。
暴昭在北平见惯了汉蒙杂居的景象，深知教化之力，愿辞去推官之职，去岭北榷场旁办蒙汉学堂——此时的他尚未正式进入朝堂，正是年富力强、敢闯敢拼的年纪，与其在府衙断案，不如去草原拓荒文脉。
济南府的铁铉刚以国子监生授礼科给事中，正奉旨巡查山东盐政。
铁铉性情刚决，聪明敏捷，太学读书时，熟通经史，成绩卓著，由国子生被选授礼部给事中。
听闻朝廷号召，铁铉在给老朱的奏疏里直言：“昔王玄策单骑定天竺，今臣愿携律典赴岭北。”
他要去的不是学宫，而是榷场刑狱——以他此时的刚直性子，恰能镇住商路往来的各色人等，让汉蒙商贾都知大明法度。
练子宁此时已经是都察院的佥都御史，因为朱高炽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面试大会，所以他与卓敬脱颖而出，被皇帝陛下亲选为监察御史，因铁面无私、秉公执法，深受老朱器重。
他读了通政使司刊印的《西域英雄传》，对张骞“持节不失”的故事尤为动容，竟主动向老朱请官北上，要去和林“明律令、正纲纪”。
老朱听后欣然同意，着练子宁为副都御史，主持岭北行省的按察使司！
武将之中，响应者更是踊跃。
李远此时正镇守北平，官至燕山卫指挥佥事，常年与蒙古骑兵周旋，对草原地形了如指掌。
他拿着通政使司文书找到大将军徐达：“末将愿率五百骑兵，护商路自广宁卫至兀良哈！”
他熟知蒙古部落的袭扰习性，正是守御烽燧的最佳人选——此时的他尚未经历后来的靖难纠葛，一心只想着在边疆建功。
薛禄还是燕山卫的一名百户，出身军户，随李文忠参加过捕鱼儿海之战，手上沾过北元的血。
听闻岭北需将领驻守，他直接找到中军都督府，拍着胸脯保证：“末将去过阿尔泰山，知道那里的险要！愿带所部驻守科布多榷场，敢有劫商队者，定斩不饶！”
他的勇猛在军中早有耳闻，朱高炽看了他的请战书，当即批了“准”字。
徐忠时任河南都指挥使司佥事，正负责河南军屯，种粮经验丰富。
他上书直言：“岭北要粮草自足，需学中原屯田之法。末将愿带军户子弟，去克鲁伦河畔试种麦粟。”
此时的他刚从云南平叛回来，深知军屯对守边的重要性，把河南的屯田法子搬到草原，正是他的专长。
盛庸则在山西都司任指挥同知，常年防备蒙古残部南下。
他的请战书更实在：“末将愿率所部，一半护商路，一半教拓荒百姓扎营、防狼、识水源。”
他在边地待了十年，太清楚中原百姓到了草原会遇到什么难处——这些经验，比单纯打仗更有用。
这些名字，此刻或在地方任上，或在军中历练，都还未走到历史上的风口浪尖，却因通政使司的宣传、因岭北拓荒的号召，提前将目光投向了北方草原。
不管是儒生还是武将，都看出了岭北的重要性。
这可不是一时兴起的边地经营，而是朝廷实打实推行的国策，分量丝毫不输于正在筹备的水师海贸。
儒生们盯着岭北的学堂、礼法、律令与纲纪，知道在这里立下的文脉根基，能抵得过十万雄师——就像当年董仲舒在西域推儒学，看似无形，却能让蛮夷从心里认大明为正统。
武将们则盯着商路、烽燧，清楚守住这条横跨草原的通道，既能让铁骑随时震慑各部，又能让军饷从榷场税银里出，不用再靠关内转运，这实惠比打十场胜仗还实在。
水师贸易能赚海外的银子，岭北商路能稳草原的人心；海船能载瓷器丝绸去异域，草原的战马牛羊却能直接充实大明的武备与粮仓。
一个向海，一个向陆，都是朝廷要攥在手里的命脉。
现在通政使司把调子定得这么高，太子和胖殿下亲自盯着，傻子都知道，去岭北不是临时差事，是能写进史书的正经功业——做得好，将来论功行赏，绝不会比跟着水师下西洋的功臣差。
所以儒生们带着经书抢着去办学，武将们攥着刀抢着去守燧，都是奔着这国策里藏着的机会来的，谁都不想落在后面。
他们的奏疏堆在朱高炽的案头，字里行间都是“愿效张骞”、“敢比班超”的豪情。
“皇爷爷您看，”朱高炽把这些奏疏送到老朱面前，“民心、人才，都齐了。”
老朱翻着奏疏，看到暴昭、铁铉的名字时，想起他们在地方的刚直名声，点头道：“让这些酸儒去教化蛮夷，正好磨磨他们的书生气。”
看到李远、薛禄等人的请战书，更是拍了桌子：“都是打过蒙古人的好手！派去岭北，朕放心！”
太子标在一旁补充：“暴昭去办学堂，需配些活字印刷的匠人；铁铉掌刑律，得从刑部调几个熟律法的吏员；徐忠屯田，河南的好种子得多带些。”
“就按标儿说的办！”老朱当即下旨，命吏部、兵部、户部协同，给这些赴岭北的官员、将领配齐人手、物资，按批次由军车护送北上。
消息传开，天下震动。
江南的茶商开始打包茶叶，准备跟着第一批商队出发；山西的铁匠带着工具，要去岭北开铁铺；甚至连浙江的造船匠都上书，说要去克鲁伦河造适合草原水运的小船。
朱高炽站在奉天殿的台阶上，望着南方驶来的漕船，忽然觉得，洪武二十一年的春天，比往年来得更有力量。
这些奔赴岭北的人，带着经书、农具、刀剑，带着“要做张骞、班超”的志向，正在把“岭北”这两个字，从地图上的朱笔标记，变成活生生的家园。
正如练子宁在给友人的信中写的：“昔年张骞走西域，何等艰辛？今日我大明有铁骑护路，有朝廷撑腰，去岭北，正是时候！”
这封信被通政使司抄录，贴在南京城门口，引得更多人驻足、心动、收拾行囊。
岭北的风，似乎已经吹到了江南；而江南的人，正顺着这股风，走向草原。
一个属于他们的、属于大明的新时代，正在这些脚步中，缓缓拉开序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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