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年过得很快。
这十年里，京堂的事，赵闲管得越来越少。
头三年，他每天坐堂，一天看二三十个病人。
第四年起，一天看十来个。
第六年起，他只在上午坐堂，下午交给阿石和阿豆。
第八年起，他隔三差五才来一趟。
到了第十年，堂里的小徒弟已经有人不认得他。
有个新来的学徒，十六七岁，进堂的头一天，看见一个老头蹲在院子里给一棵石榴树松土。
那学徒走过去，问了一句。
“老丈，您找谁。”
老头抬头看了他一眼。
“我不找谁。”他说，“我在这儿种树。”
学徒哦了一声，走了。
下午他把这事跟师兄说了。
师兄吓了一跳。
“那是赵先生。”
学徒愣了。
“哪个赵先生。”
“就那个。”师兄说，“墙上挂针囊的那个。”
那天晚上，学徒在后院蹲了很久。
赵闲正在浇那棵石榴。
“有事。”他说。
“先生。”学徒说，“我下午不认得您。”
“不认得是对的。”赵闲说，“你要是认得我，就该不来学针了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认得我的人，学的是我。”赵闲说，“不认得我的人，学的是针。”
他把水瓢放下。
“你学了多久了。”
“半年。”
“扎过几个人。”
“扎过三个。”学徒说，“都是自己人。”
“扎坏过么。”
“扎坏过一个。”学徒低下头，“我师叔的胳膊。”
赵闲点点头。
“记着那一针。”他说，“比记着我强。”
那一年冬天，堂里的墙上多了一块板。
板是黑的，字是白的，跟十年前那块一样大。
那块病例板挂在墙上，最招人看。
进堂的人，不管认不认得字，总要在板底下站一会儿。
有个赶车的老汉，站在板底下看了一炷香。
看完了，他跟旁边的学徒搭话。
“这板上的字，我一个字不认识。”他说，“可我知道它写的是什么。”
“写的是什么。”
“写的是你们也会错。”老汉说。
学徒一愣。
“我不认字。”老汉说，“可我认得这个理。一个当先生的人，肯把自己错的写出来挂墙上，那我这条命，交给他不会错到哪儿去。”
那天下午，这话传到了赵闲耳朵里。
赵闲正在后院修水车的轮子。
他听完，手里的锤子停了一下。
“这话，”他说，“比咱们堂里挂的哪块匾都金贵。”
“那就请人写下来，裱起来。”阿石说。
“不裱。”赵闲说，“裱起来就挂在墙上了，挂在墙上就成了匾。”
“那搁哪儿。”
“写进学徒的头一课。”赵闲说。
第二天，堂里新来的六个学徒，头一天上课，学的是这三百多行病例。
一处一处讲，讲的是错在哪儿，怎么错的。
讲到最后，教书的先生说了句话。
“你们今天学的这些，”他说，“是前面这些人拿命换来的。”
“学完了，你们自己也要往这上头写。”
写在上头的，全是历年被扎错的病例。
一行一行，足有三百多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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