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科最后一个月，汪昭把日子过成了倒计时。
不是那种“舍不得”的倒计时，是那种“还有多少事没做”的倒计时。她列了一张单子，上面写着：毕业论文、期末考试、还图书馆的书、退宿舍。
论文交上去那天，汉密尔顿教授在她办公室门上贴了一张纸条：“Wang, See me.”她敲门进去，教授从眼镜上方看着她，说：“你的论文是我今年看过最好的。”她说谢谢。教授说：“我不是在夸你，我是在说一个事实。”
她走出办公室的时候，手里多了一封推荐信。不是她要的，是教授塞给她的。“拿着，也许用得上。”她把信折好，夹进书里。
佩吉要走的前一天晚上，两人去酒馆喝了一顿。
佩吉找到了工作，在华盛顿，一家公司的办公室，打字、接电话、整理文件。白领。汪昭看着佩吉兴奋的样子，想起她刚来匹兹堡的时候，金发，圆脸，蓝眼睛，穿着一件鹅黄色的毛衣，站在宿舍门口问她“我能叫你昭吗?”四年了。她们住在一起四年。现在她要走了。
你会来华盛顿看我吧，对吗？”佩吉问道。
“当然。”
“你不会的。”
“我会的。”
“你这么说，但你不会真的这么做。”
汪昭端起威士忌喝了一口。佩吉说得对。她不会去华盛顿看她。不是不想，是没时间。她还有太多事要做。
佩吉走的那天，汪昭去火车站送她。月台上人很多，吵吵嚷嚷的。佩吉拎着箱子，站在车厢门口，回头看了她一眼。“你有点伤心”“我没有”“你有”佩吉放下箱子，走过来，抱了她一下。很紧。“记得写信给我,”佩吉说。“我会的”佩吉松开她，拎起箱子，上了车。
火车开了。佩吉站在车窗后面，冲她挥手。她也挥手。火车越走越远，最后变成一个灰白色的小点，消失在天边。她站在月台上，站了一会儿。然后转身走了。
佩吉走了以后，宿舍里只剩汪昭一个人。
她没有搬去和别人住。还有一个月就毕业了，懒得折腾。每天从图书馆回来，推开空荡荡的宿舍门，开灯，坐下，抽烟，看书。没有人说话，没有人哼歌，没有人在屋里走来走去。安静得像一间空教室。她习惯了。或者说，她假装习惯了。
毕业典礼在六月的第一个周六。
天气很好，阳光灿烂，蓝得不像话。校园里到处是穿着黑色学士服的学生，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拍照。有人把学士帽抛到天上，有人抱着花束笑得合不拢嘴，有人拉着父母合影。汪昭没有让家里人来。太远了。她一个人穿着学士服，站在图书馆门口。有同学帮她拍了一张照片。她站在靠窗的那个位子外面，透过玻璃能看到里面那张桌子。对面没有人。
拍完照，她去了毕业典礼现场。校长讲话，教授讲话，学生代表讲话。她没怎么听。坐在人群里，看着周围的同学，有的在哭，有的在笑，有的在交头接耳。她想起四年前，她从船上走下来，脚踩在实地上，晃了一下。现在还有一年她要从这里走出去了。不知道还会不会再回来。
毕业典礼结束后，她去照相馆加洗了几张毕业照。
“几张？”老板问。
“五张。”
“这么多？”
“嗯。要寄给家里，还有朋友。”
老板没再问。照片洗出来，她回到宿舍，摊在桌上。照片里的她穿着学士袍，站在图书馆门口，阳光照在脸上，不算笑也不算不笑。就是看着镜头，嘴角有一点弧度。她拿起一张，翻过来，在背面写：“匹兹堡，1927年夏。”
给父母的信写得很长。
父亲母亲大人：
毕业了。随信附上毕业照一张。
硕士还要再读一年。明年夏天毕业。女儿会好好念书的，请二老放心。
匹兹堡一切都好，就是夏天有点热，没有扬州热。
大哥二哥有信回来吗？让他们也给我写信。
女儿 昭 拜上
给楚材的信很短。
楚材：
毕业了。随信附上照片一张。
我决定再读一年硕士，明年夏天回国。
你在那边照顾好自己。
汪昭
她写完了，看了看。没有写“一切都好”，没有写“匹兹堡的夏天”，没有写“还记得吗”。她装好信，贴上邮票，放在桌上。第二天寄了。
硕士开学后，汪昭把日子过成了另一种倒计时。
不是“还有多少天毕业”，是“还有多少东西没学”。她不再去酒馆了。威士忌收进了柜子，雪茄剪放进了抽屉。她把那条深蓝色的裙子和那条米白色的裙子挂进衣柜最里面，换上旧衬衫和长裤。每天早上七点起床，晚上十二点睡觉。上课，看书，做题，写论文。图书馆靠窗的那个位子，她又坐回去了。对面没有人。她不需要对面有人。
佩吉从华盛顿来信，说她的办公室工作很无聊，每天打字打得手指疼，问她什么时候来玩。她回信说“忙，不去了”。佩吉回信说“YOU’re CraZy”。她没回。林淑华也毕业了，回国了。走之前来找她，站在图书馆门口，说“你还在学啊”。汪昭说“嗯”。林淑华说“你这个人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太能学了”。汪昭说“学完了就不学了”。林淑华说“你去年也是这么说的”。汪昭没接话。
她像一块海绵。以前是泡在水里，慢慢吸。现在是把水挤干了，重新扔进海里。能吸多少吸多少。因为明年就回国了。回国以后，没有人教她了。她要自己编教材，自己写书，自己回答学生的问题。能多学一点，以后就多教一点。能多懂一点，以后就多写一点。
汉密尔顿教授在学期末的评语里写：“汪是我教过最刻苦的学生。”她看了，没说什么。她把评语夹进书里，继续学。
回国前的最后一个月，汪昭开始收拾行李。
书太多了。几年的课本、笔记、论文，摞起来比她腿还高。她一本一本地翻，把有用的留下，没用的扔掉。汉密尔顿教授送她的那本微分几何，留着。实分析的笔记，留着。那本从旧书店买的数学参考书——楚材“顺手”买的那本——她拿起来翻了翻，里面还夹着那张纸条：“在旧书店看到的，顺手买了。”
她看了一会儿，把纸条夹回去，把书放进箱子。那枚校徽也放进了箱子。铜的，小小的，和那些信放在一起。信她没有带走。她把它们按日期排好，用橡皮筋扎着，放进箱子最底层。不会再看。但舍不得扔。
她去买酒。学校附近有一家酒铺，卖威士忌、白兰地、各种葡萄酒。她挑了两瓶威士忌，一瓶带回国，一瓶在船上喝。老板问她是不是要毕业了，她说嗯。老板说了一句“恭喜”，多送了她一小瓶。她把酒装进袋子，又去了杂货铺。
“一包骆驼。”老板从架子上拿了一包放在柜台上。“还要别的吗？”她想了想。“再来三条。”老板看了她一眼，没说什么，从柜子里拿了三条放在柜台上。
她付了钱，把烟装进袋子。出了门，站在街边，点了一根。吸了一口，吐出来。骆驼的味道。她前世最熟悉的味道。
她又去了银行，把剩下的美金换成旅行支票。柜员问她去哪里，她说中国。柜员说“那路程可够远的。”她说“是的。”
回国前第三天，汪昭穿上了那条米白色的裙子。
宽松的版型，弱化了腰身，不显曲线。她戴上那顶小帽，戴上那条夸张的项链，站在镜子前看了看。佩吉不在了，没人说“GOOd WOW Or bad WOW”。她对着镜子笑了笑。
然后她出了门。
街上阳光很好，梧桐树的叶子绿得发亮，风一吹，哗啦啦地响。她走在人行道上，步子不快不慢。路过那家杂货铺，路过那家酒馆，路过那家照相馆。她没有停下来。她一直走，走到一条她不常去的街。街角有一家店，门脸不大，橱窗里什么也没摆。门是黑色的，上面写着字。她推开门，门上的铃铛响了一下。
店里光线昏暗，空气里混着铁锈和枪油的味道。墙上挂着各种枪。长的，短的，大的，小的。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老头，秃顶，戴着眼镜，正在看报纸。他抬起头，看了她一眼。一个女人，穿着米白色的裙子，戴着帽子和大项链，站在他的店里。
“有什么需要?”他问。
汪昭走到柜台前，笑了笑。不是那种“你好”的笑，是那种“我知道我要什么”的笑。
“我要买把枪。”
老人看了她一眼。“用途?”
“自卫，”她顿了顿。“长途旅行。”
老人没再问。他从柜台下面拿出几把手枪，摆在台面上。她一把一把地拿起来，掂了掂重量。前世她没摸过枪。但这一世，她想摸一摸。
“这个，”她指了指一把左轮。小巧，不重，握在手里刚好。
老人看了她一眼。“你会用吗?”
“不会，但是我可以学。”
老人把枪装进一个纸盒里，递给她。她付了钱，接过纸盒，转身走了。门上的铃铛又响了一下。她站在门外，阳光照在她脸上，有点刺眼。她把纸盒夹在腋下，从口袋里摸出那包骆驼，打火机翻开，火苗跳起来。
烟雾在阳光里散得很快。她眯了眯眼睛。
然后她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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