剑桥市的秋日，枫叶如火。我刚刚结束在哈佛的本科生课程，手机就开始疯狂震动。第一条消息来自《科学》杂志的记者：
“林教授，有传言说您进入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候选名单，能否评论？”
我愣在讲台边，手指微微发颤。随后，更多消息接踵而至——BBC、CNN、《自然》杂志......直到方舟的电话直接打了进来。
“打开电视！”他的声音因激动而发颤，“CNN正在报道！”
实验室的电视屏幕上，评论员正在讨论：“......如果林夕今教授获奖，她将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之一，也是首位因心理学研究获此殊荣的华人科学家......”
弗洛伊德老师静静地站在电视前，身影在屏幕光芒中微微波动。“在我的时代，心理学才刚刚从哲学中分离，”他的声音带着历史的厚重，“而现在，它已经站到了科学之巅。”
接下来的日子变得光怪陆离。媒体记者守候在实验室外，世界各地发来的采访请求塞满了邮箱，甚至连多年未联系的高中同学都发来了祝贺信息。
但最让我感动的，是实验室团队成员的反应。
“这是整个领域的胜利，”艾米莉在组会上说，“我们证明了心理学研究同样可以做出诺奖级别的贡献。”
陈浩从北京发来视频：“北师大校园里都在讨论这件事，学生们都很受鼓舞。”
然而，在光环之下，质疑声也开始浮现。某位神经科学家在《细胞》杂志发表评论，认为“梦境研究还不够‘硬科学’，不配获得诺贝尔奖”。社交媒体上更是出现了各种声音，有人翻出我大学时的普通成绩，有人质疑研究的原创性。
“这就是成名的代价，”弗洛伊德老师平静地说，“当年我提出潜意识理论时，遭受的质疑远比这激烈。”
压力最大的时刻出现在十月初。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一位前成员在一个公开论坛上表示：“心理学研究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依然很低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独自在查尔斯河畔散步。秋风吹拂着脸庞，我思考着这一切的意义。
“如果最终没有获奖，你会失望吗？”弗洛伊德老师问。
我沉思良久，摇了摇头：“重要的是我们帮助了多少人，而不是获得了多少荣誉。”
就在这时，手机响起，是四川山区的小军发来的视频。画面中，他举着期中考试的奖状，笑容灿烂：“林阿姨，我考了全班第一！我现在每天晚上都睡得很好。”
看着这个曾经因创伤失语的孩子重新绽放的笑容，我突然明白了这一切的真正意义。
第二天，我召集团队开了一个特别的会议。
“不管获奖与否，”我说，“我们的使命不变——用科学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”
我们决定将注意力转回到研究上，继续推进在创伤后成长领域的新探索。这个决定让团队重新找回了平静与专注。
然而，外界的关注并未减少。十月中旬，我意外地收到了诺贝尔博物馆的邀请，希望收藏我们早期使用的第一代“绘梦仪”原型机。
在斯德哥尔摩的博物馆里，看着那个粗糙的原型机被安置在展柜中，旁边标注着“改变心理治疗的技术革命”，我百感交集。
“还记得制作这个原型机的那些夜晚吗？”方舟轻声问。
我点点头。那些在实验室地板上和衣而睡的夜晚，那些为了一个信号问题争论到天明的日子，那些看到第一个成功案例时流下的泪水......
博物馆馆长在招待会上说：“很多时候，改变世界的不是最精密的技术，而是最大胆的想法。”
返回波士顿的航班上，我看着云层下的斯德哥尔摩渐渐远去，心中出奇地平静。
“你变得不一样了。”弗洛伊德老师评论道。
“因为我明白了，”我说，“荣誉就像云层上的阳光，虽然灿烂，但真正支撑我们飞翔的，是那些我们帮助过的人的笑容。”
诺贝尔奖公布的前夜，我收到了李教授的越洋电话：
“无论明天结果如何，你都已经创造了历史。你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心理学的成就，让年轻学子看到了追求梦想的可能。”
那晚，我梦见了十六岁的自己。在那个熟悉的图书馆里，年轻的我正小心翼翼地翻开《梦的解析》。梦中的我抬起头，对现在的我微笑，然后继续埋首书页。
醒来时，晨光熹微。我知道，不管斯德哥尔摩的电话是否会响起，那个在图书馆里点燃的梦想，已经照亮了比想象中更远的路程。
而这条路，还将继续向前延伸。因为科学探索的魅力，从来不在奖项的光环，而在真理本身。在每一个被治愈的创伤里，在每一个重获安宁的夜晚中，我们已经获得了最珍贵的奖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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