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位写得出千古名句的诗人，年轻时满脑子想的不是游山玩水，是“削平藩镇、收复河湟”的大事业——他26岁就考上进士，跟李商隐同榜，本以为能在朝堂上大展拳脚，结果却被晚唐的党争缠得死死的，一会儿被踢到偏远地方当刺史，一会儿就算献上好计策也没人真当回事，最后官是当到了高位，心却早就冷了。
杜牧怎么从少年得志的进士，变成处处受挫的“外放官员”？又怎么在乱世里，守住一点“为百姓做事”的初心？
26岁中进士：长安街头的“新晋才子”，满脑子都是大理想
公元828年，长安的春天比往年热闹——这一年的科举放榜，26岁的杜牧赫然在列，成了新科进士。
晚唐的科举可不好考，多少人考到头发白了都没中，杜牧26岁就考上，还跟后来的“小李杜”搭档李商隐同榜，这在当时绝对是“少年得志”的典范。放榜那天，他跟着其他新科进士去曲江池赴宴，街上的人都围着看，有人指着他说：“这就是杜佑的孙子，难怪这么厉害！”
杜牧当时穿着新做的进士服，腰里系着玉带，心里那叫一个敞亮——他爷爷杜佑是当过宰相的大人物，家里的万卷书早把他的眼界养高了，他可不是来混个官当的，是想跟着爷爷的脚步，在朝堂上干实事：晚唐那会儿，藩镇割据得厉害，河北的节度使不听朝廷的，西边的河湟地区还被吐蕃占着，百姓过得苦，杜牧早就憋着一股劲，想帮朝廷把这些问题解决了。
中了进士后，杜牧先在弘文馆当了个校书郎，就是整理国家藏书的小官。别人觉得这官没实权，天天抄抄写写没意思，杜牧却干得特别认真——他借着整理藏书的机会，把唐朝开国以来的典章制度、军事档案翻了个遍，尤其是关于藩镇的资料，他都抄下来贴在墙上，有空就琢磨：“为啥这些藩镇总不听话？到底该怎么治？”
那段时间，他还写了两篇特别有名的文章，《战论》和《守论》。在《战论》里，他说藩镇之所以敢作乱，是因为朝廷“兵不强、将不勇”，得改革军事制度，让士兵能打仗；在《守论》里，他又说不能光靠打，还得安抚百姓，让藩镇的人知道跟着朝廷比作乱好。这些话不是空喊口号，全是他对着史料熬了好几个通宵想出来的，字里行间全是“我想干事”的迫切。
有人劝他：“你刚中进士，别这么急着提意见，小心得罪人。”杜牧却摇摇头：“我爷爷教我，当官就是为了替百姓说话，要是光想着不得罪人，那还当什么官？”
杜牧当时就像一颗刚点燃的蜡烛，亮得很，满脑子都是“理想”，还没见识到晚唐官场的“现实”有多冷——他不知道，接下来等着他的，不是大展拳脚的机会，是党争的“冷水”。
党争这盆冷水：替人说句公道话，就被踢出京城
晚唐的官场，有个绕不开的“大坑”——牛李党争。一边是以牛僧孺为首的“牛党”，一边是以李德裕为首的“李党”，这两派就跟仇家似的，不管你有没有本事，只要站错队，就别想有好日子过。
杜牧本来没想掺和党争，架不住他跟牛僧孺有点交情。早年间，杜牧在扬州当幕僚时，牛僧孺是淮南节度使，很看重他的才华，经常跟他聊政事，还提醒他“官场复杂，别太耿直”。杜牧心里感激，觉得牛僧孺是个正直的人。
后来李党得势，李德裕当了宰相，就开始找牛党的麻烦，说牛僧孺当年在地方上“治理不力”。满朝文武都知道这是党争，没人敢说话，唯独杜牧站了出来——他写了篇文章，说牛僧孺在淮南的时候，减赋税、修水利，百姓都念他的好，所谓“治理不力”都是瞎编的。
这话一出来，李德裕立马就盯上了杜牧：“好你个杜牧，居然敢替牛僧孺说话，你是不是牛党？”
其实杜牧根本没打算站队，他觉得该说句公道话，可在党争的漩涡里，“说公道话”就是“站错队”。没过多久，朝廷就下了命令：把杜牧外放，去黄州当刺史。
黄州是什么地方？在当时就是个“荒郡”——城里没几条像样的街，百姓大多靠种地为生，还经常闹水灾，之前几任刺史都把这儿当成“流放地”，来了就天天喝酒偷懒，根本不管事。
杜牧接到调令那天，在家里修改《战论》的稿子，看到“外放黄州”四个字，手里的笔“啪”地掉在纸上，墨水晕开一大片。他看着窗外的长安街，心里又气又委屈：“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就因为替人说句公道话，就不能在京城做事了？”
收拾行李的时候，母亲劝他：“孩子，去就去吧，在哪儿不是做事？你别忘了初心就行。”杜牧点点头，把《战论》《守论》的稿子叠好放进箱子里，又带上了爷爷杜佑写的《通典》——他想，就算到了黄州，也不能忘了自己想干的事。
离开长安那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李商隐来送他。俩人站在城外的小桥上，没说多少话，李商隐递给杜牧一包茶叶：“到了黄州，照顾好自己，你的计策总有一天会用上的。”杜牧接过茶叶，眼圈有点红，他知道，这一去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长安。
坐在去黄州的马车上，杜牧看着路边的田野，心里五味杂陈——他想起26岁中进士时的风光，想起在弘文馆熬夜查资料的日子，想起“削平藩镇”的理想，现在却要去一个连朝廷都快忘了的“荒郡”，这落差，比从山顶跌到谷底还难受。
外放“荒郡”不躺平：建学堂、禁佛寺，他在黄州池州干了实事
要是换了别人，到了黄州这种地方，可能就破罐子破摔了，杜牧不一样——他没忘了母亲说的“别忘了初心”，也没忘了是杜佑的孙子，就算在“荒郡”，也得干出点样子来。
刚到黄州，他没先去刺史府歇着，而是带着随从在城里城外转了三天。转完之后，他发现黄州最大的问题不是穷，是“没教化”——城里连个正经的学堂都没有，小孩大多不识字，百姓遇到事不知道找官府，反而去求神拜佛，有些和尚还借着“念经”的名义骗百姓的钱。
杜牧心里有了主意：先建学堂，再整肃风气。
建学堂得花钱，黄州的官府库里没多少钱。杜牧就把俸禄拿出来一部分，又找城里的乡绅募捐：“各位乡亲，孩子是黄州的将来，要是他们不识字，将来还是要受穷受欺负。咱们建个学堂，让孩子能读书，不好吗？”
乡绅们一开始不乐意，觉得这是“瞎折腾”，可杜牧天天上门跟他们聊，还说要把爷爷杜佑的《通典》抄一份放在学堂里，让大家看看“读书能懂道理”。慢慢的，有乡绅被说动了，开始出钱出物。
没过多久，黄州的孔子庙就扩建好了，旁边还盖了三间学堂，杜牧亲自挑选了几个识字的秀才当老师，又规定：黄州的孩子，不管家里有钱没钱，都能来上学，学费全免。
开学那天，学堂里挤满了人，小孩们穿着新洗的衣服，手里拿着杜牧送的毛笔，眼里满是好奇。杜牧站在孔子像前，跟孩子们说：“读书不是为了当官，是为了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将来能当个好人，能帮家里、帮黄州。”
除了建学堂，杜牧还在黄州整顿吏治——之前有些小吏借着收赋税的名义欺负百姓，杜牧就亲自去乡下核查，把多收的赋税还给百姓，还把欺负人的小吏革了职。百姓们都说：“没想到来了个这么实在的刺史，咱们黄州有救了！”
后来杜牧又被调到池州当刺史，池州比黄州强点，但也有个大问题：佛教寺庙太多了。那会儿晚唐的和尚特别多，好多寺庙占着大片的好地，却不用交税，还天天让百姓捐钱“修佛塔”，百姓本来就穷，再被这么折腾，日子更过不下去了。
正好那时候唐武宗下了命令，要禁毁佛教，说佛教“蠹耗生灵”（就是坑害老百姓）。别的地方官怕得罪和尚，都敷衍了事，杜牧却真干了——他亲自去查池州的寺庙，把那些占着地不干活、专门骗钱的寺庙拆了，把寺庙的土地分给百姓种地，还让年轻的和尚还俗回家，要么种地要么学手艺。
有人劝他：“刺史大人，别这么较真，和尚们背后有人，小心他们告你状。”杜牧却摇摇头：“我不管他们背后有人没人，百姓都快没饭吃了，我不能看着和尚们欺负人。”
在池州的日子，杜牧还修了水利——池州经常闹水灾，他就组织百姓挖水渠、修堤坝，让百姓的田地能浇上水，收成好了不少。有次他去乡下看堤坝，百姓们拉着他的手，递给他刚煮好的红薯：“刺史大人，要是没有你，咱们今年又得饿肚子了。”杜牧咬着红薯，心里暖暖的——虽然不能在京城实现“削平藩镇”的理想，但能在地方让百姓过好点，也没白当这个官。
那段时间，杜牧虽然身处“荒郡”，却写了不少诗，比如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生处有人家”，看起来是写风景，其实是写他在池州的日子——虽然远离朝堂，但能和百姓在一起，能做实事，心里也踏实。
献策被用却难圆梦：《战论》说得对，藩镇还是平不了
杜牧在地方干得风生水起，消息传回长安，连之前排挤他的李德裕都注意到了——李德裕虽然是李党，可也不是完全没脑子，他知道杜牧有本事，尤其是在军事上有想法。
那时候唐朝的藩镇问题越来越严重，河北的藩镇又开始作乱，朝廷派去的军队打了好几次都输了，李德裕急得睡不着觉，就想起了杜牧写的《战论》和《守论》。他让人把这两篇文章找出来，读了一遍又一遍，越读越觉得杜牧说得对：“之前就是没按杜牧说的改革军事，才打不过藩镇！”
没过多久，李德裕就向朝廷建议，采用杜牧在《战论》里提的策略：整顿军队，挑选能打仗的将军，再安抚藩镇治下的百姓，让藩镇失去民心。朝廷同意了，还下了命令，让杜牧回长安，协助李德裕处理军事事务。
杜牧接到命令的时候，正在池州的堤坝上跟百姓聊天，听到“回长安”三个字，他愣了半天——他以为这辈子都回不了长安了，居然有机会回去，还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心里又激动又忐忑。
回到长安后，李德裕亲自见了杜牧，俩人没提之前的党争，只聊军事。李德裕说：“杜牧，你在《战论》里说的‘兵贵精不贵多’，我觉得很对，接下来就靠你帮朝廷出主意了。”杜牧点点头，把自己这些年在地方观察到的情况，还有对藩镇的新想法，一股脑全说了出来。
那段时间，杜牧天天泡在兵部的档案房里，跟将军们讨论战术，还亲自起草了好几份关于削藩的奏折，里面的建议大多被李德裕采纳了。朝廷按照他们的策略出兵，还真打了几个胜仗，河北的藩镇老实了不少。
杜牧看着捷报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——他觉得，自己的理想要实现了，“削平藩镇、收复河湟”的日子不远了。可他忘了，晚唐的党争从来就没停过，就算打了胜仗，该来的麻烦还是会来。
没过多久，牛党又开始反击，说李德裕“滥用兵权”“想谋反”，还把杜牧拉了进来，说杜牧是“李德裕的帮凶”。唐武宗本来就对李德裕有点猜忌，听了牛党的话，就开始疏远李德裕，最后居然把李德裕外放了。
李德裕一走，杜牧就成了“靶子”——牛党说他之前替牛僧孺说话是“假的”，现在又帮李德裕，是“两面派”；李党残余的人又说他“没骨气”，不帮李德裕说话。杜牧夹在中间，有嘴说不清，之前提的削藩策略也没人再提了，刚打下来的优势又没了，藩镇又开始作乱。
那天，杜牧在兵部的档案房里，看着起草的奏折，还有那些打胜仗的捷报，心里像被堵了一块石头——他明明献上了好计策，明明看到了希望，可就因为党争，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他突然觉得特别无力：“晚唐的官场，怎么就容不下想干实事的人呢？”
从那以后，杜牧就很少再提“削平藩镇”的理想了——不是他不想，是他知道，在党争不断的晚唐，就算有再好的计策，也实现不了。
晚年中书舍人：官当大了，心却冷了
杜牧的晚年，算是“苦尽甘来”——他后来又被调回长安，还当上了中书舍人，这官不小，是皇帝身边的近臣，负责起草诏令，相当于“高级秘书”，多少人一辈子都熬不到这个位置。
谁能想到，当了中书舍人的杜牧，反而没了年轻时的劲头。每天在宫里起草诏令，看着皇帝被宦官和党争左右，看着朝廷对藩镇的问题视而不见，他心里早就没了当初的热情，只剩下失望。
有次，皇帝让他起草一份关于“安抚藩镇”的诏令，其实就是对藩镇妥协，杜牧拿着笔，半天没写出一个字——他想起年轻时写的《战论》，想起在黄州池州为百姓做事的日子，再看看现在这份“妥协”的诏令，心里一阵发凉：“这不是我想干的事，也不是爷爷教我的为官之道。”
那时候，杜牧在长安城南有个樊川别墅，是他之前买的，一直没怎么整修。晚年的他，一有空就去樊川别墅，把院子里的杂草拔了，种上菊花和竹子，还盖了个小书房，把家里的万卷书搬了一部分过去。
每天下班，他就换上便服，去樊川别墅待着——要么在书房里读《通典》，想起爷爷杜佑；要么在院子里喝茶，看着菊花发呆；要么约上几个老朋友，比如李商隐，来家里喝酒写诗，聊的都是以前的事，很少提朝堂上的事。
他还写了首《秋夕》：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坐看牵牛织女星。”这首诗看起来写的是宫女的孤独，其实是他自己的心境——在朝堂上，他就像那个宫女一样，孤独又失望，只能对着夜色发呆。
有人问他：“你现在当了中书舍人，官这么大，怎么不替朝廷多做点事？”杜牧笑了笑，没说话——他不是不想，是不能，也不想了。晚唐的官场就像一潭烂泥，他再怎么挣扎，也只会越陷越深，不如守着樊川别墅，守着书和朋友，过点清净日子。
公元852年，杜牧病逝于樊川别墅，享年49岁。临终前，他让家人把写的关于削藩的奏折、在地方任职的记录，还有没写完的诗稿整理好，放在书房里，跟爷爷的《通典》放在一起。他说：“我这辈子，没实现‘削平藩镇’的理想，但我没辜负百姓，也没辜负爷爷的教导，够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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