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月中，东京传来第一个回合的结果。
住友系那位认死理的老采购，把延中寄去的实验笔记公证书，连同三共的专利公报，一并送到了日本化工业协同组合的评议会上。老头儿就讲了一刻钟，核心一句话：
“改良制法若有先后，请看笔记的日期，若无先后，请三共君当众重复一遍推导过程。”
推导过程，三共拿不出来。
那份专利申请真正的底稿从何而来，行业里心知肚明——有人翻出三共六十年代在华“经商”的旧档案，有嘴快的记者已经在某周刊上影射了一句：“有的商社的秘方，是别的国家的地质队员用雪背出来的。”
影射只是影射，可话进了圈子，比公文跑得快。
八月下旬，特许厅的审查意见下来了：三共的专利申请，因“在先技术存疑”，进入实质审查搁置程序。翻译成人话就是——官司不用打了，货，可以发了。
贸易部那天下班早，关小山和季芸在楼道里击了个掌，小杜难得开了瓶北冰洋，一人一半。
炜杰却把每个人多留了十分钟，只交代一件事：
“赢一个回合，不是赢。记住我们去东京是干什么的——不是去报仇，是去开门。门开了，货进去，钱回来，这叫赢。”
九月初，董事会开过最后一次筹备会，赴日代表团的名单定了：
炜杰，团长。小杜，货运与关务。关小山，技术翻译——季芸留下守本部，两人里挑了话少的那个，夏瑾从香港窗口直接飞东京汇合，外加祁守业推荐的财务随员，管钱、管合同的名目。
名单报上去的当天，祁守业抱着一个布函来了炜杰办公室。
老头儿把布函打开，里头是一册手抄本，蓝布面，毛笔题签：《账目名目·对日往来总册》。
“我把这半年所有对日往来的账目名目，一笔一笔记在上头了。”祁守业说，“哪一笔是货款，哪一笔是船费，哪一笔是人情往来，哪一笔将来要还——分得清清楚楚。炜总，你带着。”
“祁师傅，这太贵重了。”
“贵重才要随身带。”老爷子把册子往前一推，“谈生意跟做人一样，难的不是算对钱，是把每一笔钱的名目说对。到了东京，你钱可以花，话可以软，这上头——”他指了指册子，“一个字都不许含糊。”
炜杰双手接过。
九月十二，南方基地剪彩。
赵满仓坐上了去南方的火车，胸前的股东证换成了贵宾证。剪彩那天，赵承业穿着新工装，在第一批骨干墙前亲手扶着老爷子站上观礼台。老爷子仰头，看见墙上头一排第一个名字，看了很久，扭头对儿子说：
“字刻得好。”
“爹，那是照我身份证描的。”
“我说刻得好，就是刻得好。”
九月末，霍氏的船“安庆号”挂出了首航预告：香港—神户—东京，十月中旬，首舱有主。
船期定下那天，森田的第二封信到了。
还是钢笔字，还是那页私人信笺，只有三行：
“炜先生：行业交流会，敝社忝列主办方，恭候大驾。另——先生所问之戏楼，已扫尘三日。老朽在楼中备茶，茶是好茶，楼是旧楼。来与不来，楼都在。——森田一郎”
信在贸易部传了一圈，没人说话。
小杜最后开口：“炜总，这回呢？去还是不去？”
炜杰把信折好，收进贴身的口袋——和老爷子那幅一掌大的照片，放在了一起。
“去。”他说，“交流会照开，生意照谈。至于戏楼——”
他顿了顿。
“到了东京，先看看他的戏，再决定喝不喝他的茶。”
十月初五，启程前夜。
炜杰回到家，灶上是帮工阿姨留的饭，炜守拙坐在堂屋里，就着灯，把那床新缝的棉褥又检查了一遍针脚——北方十月，东京比北方还冷，老爷子执意让儿子带上家里絮的棉。
“爹，宾馆有暖气。”
“暖气是暖气，棉是棉。”炜守拙头也不抬。
缝完最后一针，老爷子咬断线，把棉褥叠好，捆上十字带，忽然开口：
“见了那个人，替我问一句话。”
“您说。”
“问他还记不记得——”炜守拙抬起眼，灯光下，那双眼睛亮得惊人，“一九六六年，雪地里，有人跟他们说过：石头是有主的东西。”
次日清晨，天没亮，县城火车站。
代表团一行四人，行李不多，那只捆十字带的棉褥最扎眼。站台上，祁守业、方鹤年、赵满仓——提前从南方赶回来的——都来送。没有横幅，没有照相，就是几个人站着，看着火车进站。
汽笛响的时候，方鹤年忽然扒着车窗喊：
“炜总！记住喽——手快好教，心不静不要！他们心浮，你替我盯着！”
火车动了。炜杰隔着车窗挥手的工夫，瞥见站台尽头站着一个人。
穿旧棉袄，戴帽子，身形佝偻，站得笔直，像一截老树。
隔着水汽模糊的车窗，看不清脸。可那个站法，那个背着手的姿势——
石青山。
炜杰猛地贴到车窗上。车已过站台，那个身影退得飞快，一眨眼，被人流吞了。
他贴在冰凉的玻璃上，直到那个方向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。
贴身口袋里，那页信笺和一掌大的照片，隔着衣料，硌在胸口。
火车向北，转车，南下，向着海港。
十月的海在等着，安庆号在等着，东京在等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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