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十一天，下午四点。
三号楼一层最里头靠西是组长台。
那不是一张桌子，是一块高出来的地方——水泥垒的台子，比地面高两级，上面摆一张桌，一把椅子。坐在上面能看见整个大厅五排四十个格子。
林素梅坐在那儿。
陈九斤是来交东西的。
昨天下午那张表上多了一栏，今天开始填。填的规矩是每个人自己记，下班前交到组长台。
他是第一个交的。
他上了那两级台阶，把自己那张纸放在桌角。
林素梅没有抬头。
她面前摊着两个本子。
左边那个是硬壳的，深红色的封皮，看着是新的，边角还是方的。右边那个也是硬壳，但已经旧了，封皮起了毛，四个角磨圆了，书脊那儿裂开一道，用透明胶粘过。
她手里拿着红笔。
她在红本上写了一行。
写完她把红笔往桌上一放，笔尖朝外。
然后她拿起蓝笔。
她在旁边那个旧本子上，也写了一行。
陈九斤站在桌子侧面。
他没有走。
他低头看她写。
红本那一行，她写了大概八秒。
蓝本那一行，她写了十几秒。
写完蓝本那一行以后，她的笔没有抬起来。
她往右边挪了一点，在那一行后面又加了一小段。
那一小段很短，大概四五个字。
加完她才把笔抬起来。
红本上没有那一小段。
林素梅把蓝笔别回本子边上。
她抬起头。
“交了？”
“交了。”
“下去吧。”
陈九斤下了那两级台阶。
他走回自己的位子。
他今天的位子在最后一排最靠走廊那一个。
他坐下，把手放在桌面上。
刚才那三十秒，他在心里过了一遍。
同一件事，两个本子，各记一遍。
红笔一遍，蓝笔一遍。
这本身不奇怪。有的人记账就是喜欢抄两份。
奇怪的是那一小段。
蓝本上多出来的那四五个字。
一个人要是誊抄，两本应该一模一样。两本不一样，就说明这两本不是同一样东西。
其中一本上有的，另一本上没有。
而且不是漏了。
是有意不写。
五点，下班。
大厅里的人开始收东西。
陈九斤没有立刻走。
他看见楼上下来一个人——是那个跟着梅姐的年轻姑娘。她走到组长台，把桌上那个红封皮的本子拿走了。
她抱着那个红本上楼了。
蓝的那本没有动。
林素梅自己把蓝本收进一个布包里，夹在腋下，从组长台上走下来，往楼上去了。
一本上去，一本跟着人走。
陈九斤在自己格子里坐着。
他在心里把这件事记下来。
第二天早上，八点十分。
付红英是第二个到的。她坐第二排靠里那个格子，跟他隔着三排。
陈九斤端着一杯水走过去。
“付姐。”
付红英抬起头。
她四十来岁，脸上有点浮肿，眼睛下面有黑的。她昨天翻了一分钟本子那件事，之后就没有再提。
“干什么。”
“问您一件事。”
“说。”
陈九斤把那杯水放在她隔断的边上。
“梅姐那两个本子。”
付红英的手停了一下。
“哪两个。”
“红的那个，蓝的那个。”
“……那是她的东西。”
“我知道是她的。”陈九斤说，“我想问的是，红的那本，是给谁看的。”
付红英低下头。
她面前摊着自己那本记录——就是昨天她翻过的那本，硬皮的，边角磨圆了。
她伸手把它合上了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说。
“我没看过。”
陈九斤的太阳穴跳了一下。
那半句在他脑子里响完了。
红的给上面看。
他站在那儿，把这句话记住了。
然后他把手从隔断上拿开。
“付姐。”
“还有事？”
“昨天在东墙前面，”陈九斤说，“您翻的是这一本。”
付红英的手压在那个合上的本子上。
“这本是我自己记着玩的。”
“上个月十一笔，五十八万。”陈九斤说，“东墙上那张表写的是这个数。”
“对。”
“您那本上写的也是这个数吗。”
付红英没有答。
大厅里那会儿人还不多，最近的一个格子隔着两个空位。
“付姐。”陈九斤说。
“你们有两本账。”
付红英手里那支笔掉在了桌上。
她低头去捡。
捡起来以后她把笔盖扣上。
第一次没扣上，笔盖歪了，她把笔换了个手，重新扣。
第二次扣上了。
她把那支笔放在桌角，然后她的左手伸过去，把那个硬皮本子往自己身后挪。
挪到隔断的角落里，用胳膊挡住。
“你别乱说。”
她说这四个字的时候，声音很低。
说完她抬起头。
她抬头的方向不是陈九斤。
她先往组长台那边看了一眼。
组长台上没有人。这会儿八点十分，梅姐还没有下来。
她看完才转回来。
“你昨天刚来第二天。”她说。
“对。”
“你懂什么。”
“我不懂。”陈九斤说，“我只是看见了。”
“看见什么。”
“梅姐昨天下午在两个本子上记同一件事。红本那一行写了八秒，蓝本那一行写了十几秒。蓝本那一行后面多了四五个字，红本上没有。”
“下班以后红本被人拿上楼了。蓝本她自己收进包里带走的。”
付红英盯着他。
“一本要交，一本不交。”陈九斤说。
“两本上的数要是一样，交一本就够了。”
“不一样才要两本。”
他把那杯水从隔断上端起来。
“我没问您哪一本是真的。”
“我也不打算问。”
他转身走了。
走了两步他停下来，回头。
“付姐。”
付红英没有出声。
“我不会往上说。”陈九斤说。
“我要是想往上说，我今天就不问您了。”
他回到最后一排自己的格子。
那天上午，他一直在等一件事。
他等付红英去组长台。
九点半，梅姐下来了，坐在组长台上。
付红英没有上去。
十点二十，付红英离位一次，去了厕所。回来的时候她从组长台底下经过，没有停。
十一点，她又离位一次，去了饮水机。饮水机在东边，离组长台六七米。
她接完水回自己的格子。
中午吃饭，她跟另外两个女的一块儿去食堂，回来的时候还是那两个人。
下午两点、三点、四点。
她一次也没有上组长台。
五点下班，她收东西走了。
陈九斤坐在最后一排，把这一天在心里过了一遍。
她没有报告。
一个新来两天的人，当着她的面说破了这件事。
按理说她今天上午就该上去。
她上去只需要说一句话：那个一号楼来的，昨天在东墙前面说表少一栏，今天又说三号楼有两本账。
说完她就干净了。
她没有说。
陈九斤把这件事往下想了一层。
她不说，不是因为她讲义气。
她跟他昨天才第一次说话。
她不说，是因为她要是说了，上面就会问一句：他怎么知道的。
而她答不上来。
或者说，她答得上来，但那个答案是——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两本。
她自己那本就压在她胳膊底下。
她一开口，第一个被翻的是她自己那个磨圆了角的硬皮本。
陈九斤把这一条也记下来了。
三号楼不打人。
三号楼靠表。
可这栋楼里每个人手上都有两样东西：交上去的那一本，和自己留着的那一本。
他们不敢互相说，因为一说就得先交出自己的。
四十个人，四十对本子，谁也不能开口。
这比一号楼那根棍子结实得多。
五点半，大厅里的人走空了。
陈九斤把自己那张通话量的纸填完，往组长台走。
组长台上林素梅还在。
他把纸放在桌角。
“交了。”
林素梅点了一下头。
她低着头在写东西。
陈九斤下了那两级台阶。
走到大厅中间，他停下来。
他忽然想到一件事。
昨天他进这栋楼，到今天下班，一天半。
昨天上午她在东墙前面站了两分钟，目光在他身上停过不到一秒。
昨天下午她亲手贴了那张多一栏的新表。
今天她坐在组长台上，从九点半坐到现在。
他上去交过两次纸。
从头到尾，她没有对他说过一句话。
一句都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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