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胖子那辆破金杯面包车，在“一庐斋”门口停下的时候，日头已经偏西了。老燕京的天儿一擦黑，风里就透着股子阴冷。
我推门下车，胖子没熄火，把脑袋从车窗里探出来，压着嗓子说：“九日，我姥姥那档子事儿……要不要我陪你进去盘盘？”
“不用，你赶紧回去盯着点老太太。她老人家要是再犯邪性往外跑，你麻溜儿给我打电话。”
“得嘞。”他挂上挡，临走前又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有点发直，“你……自己留神点儿，别着了道。”
我冲他摆摆手，转身拿钥匙捅开店门。
屋里头黑咕隆咚的，还是我走时候的样儿。我没开灯，凭着肌肉记忆摸到柜台后头，拉开最底下那个抽屉。蓝布包还在，那本破笔记本也安安静静地躺在里头。我把它掏出来搁在柜台上，掏出打火机“啪”地打了一下，借着火苗子盯着封皮看了好一会儿。
我拉了把椅子坐下，开始一页一页地翻这本笔记。
我翻得极慢。干咱们这行的，看这种老辈人留下的手札，讲究个“过眼不过手”。我先从中间那道刺眼的撕痕开始往前后倒腾，把纸张对着打火机的光比划了半天。撕痕卡在第六十五页和六十六页之间。六十五页写的是“引魂煞”的解法，还有半句“煞源须观”；六十六页是空白。被撕掉的那一页，原本就夹在这两张中间。
我接着往后翻。七十一页开始，记的是别的事儿了。有一页写的是“镇宅五法”，什么门后悬镜、灶底埋铁、屋角放五谷、床头压红纸、门槛下垫桃木片，每一条后头还画了个示意图。这页纸我以前翻过，当时只当是三叔公记的民俗笔记。可今儿个再一看，门道就出来了。
“镇宅五法”里有一句：“若门户东南角有煞气倒灌，则以桃木片垫门槛下三寸，须用红绳系之，七日可解。”
红绳、桃木、门槛——这不就跟陈奶奶说的“红绳锁魂”严丝合缝地对上了吗？
我凑近了看，三叔公在这页纸上画了一根红线，从“桃木片”三个字底下狠狠划过去，一直拉到页边，停住了。页边上，他用钢笔重重地写了两个字：“无用。”
得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三叔公当年肯定亲自试过这些个老法子，但没镇住，全白搭。
我又往后翻了几页，翻到最后一页，那个圈还在。圈口朝下，拖出去一笔。我盯着那笔看了半天，脑子里全响着陈奶奶那句：“那个圈拖出去的那一笔，就是开门的钥匙。”
钥匙是开门用的。可这“门”在哪儿？是那个坛子，还是别的什么邪乎地方？
我把整个笔记本里里外外摸了个遍。这老本子是当年老手艺人用纸捻子装订的，年头太久，线松了。我干脆把装订线拆开，一页一页地扒拉。拆到一半的时候，我手指头突然碰到一处硬邦邦的硌手地方。
我顺着摸过去，发现封皮里侧贴着一层衬纸。衬纸边缘有一小块鼓起，像夹了什么东西。我拿大拇指指甲沿着衬纸边缘慢慢挑开。这衬纸是后贴上去的，边角已经发脆翘起来了。我小心翼翼地揭开来——里面果然夹着一张纸。
这纸叠得四四方方，不大，对折了两次。颜色比笔记本里的纸深多了，边角都酥了，一看就是上了年头的老物件。我把它抽出来，放在柜台上，慢慢展开。
纸上正是三叔公的字。但跟笔记本里那种四平八稳的楷书完全不一样，这页纸上的字写得极草，笔画发虚，墨迹有的地方深有的地方浅。凭我多年的经验，这绝对是在极度紧急、或者手抖得厉害的时候写下的。
纸上没有标题，开门见山就是几句话：“李砚之封坛之法，非以力镇，乃以命易。自身入坛，以魂锁煞。坛口画圈，圈为锁，口为门。若坛破、符毁、圈失其形，则煞气外溢。解之之法，唯有一途：以李砚之亲笔画符，补全其圈，使圈复圆，口合其形。煞气自收。”
“补圈之法：取李砚之亲笔所书‘别挖’二字，以墨拓之，临于坛口，自上而下，由左及右，一笔不断，直至圈口相接。接时须以指尖滴血，合墨封口。”
“圈合则门关。门关则坛封。坛封则煞定。”
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，墨色更淡，像是后来咬着牙补上去的：“我撕此页，非为藏匿，实为保命。砚之兄以命封坛，我以残生守此秘。你若见到此页，说明坛已破，事已至不可收拾之地步。照法行之，或可挽回。若迟——则勿复念我。”
我盯着最后那行字，半天没挪开眼。屋里没开灯，就着打火机的光，烟头一亮一暗，照在纸上那些字上，透着股说不出的邪性。三叔公一直知道坛子里封的是什么，也一直在死守着这个秘密。他把这页纸藏在封皮里，不是不想让人知道，是不想让不该碰的人碰。
现在我知道了。那我要干的事儿就一件——找到李砚之亲笔写的“别挖”两个字。
我手里已经有了一张写着“别挖”的纸条。三叔公说的是“以李砚之亲笔画符，补全其圈”，不是随便拿笔画个圈，得用他本人的字。那张纸条上的字，刚好能派上用场。
我把那张“别挖”的纸条和三叔公这页纸并排摆在柜台上。纸条上“挖”字的最后一笔，就是那个习惯性的钩。现在要用它来补圈，我就得把这个字拓下来，临到坛口上，一笔不断，从头画到尾，直到圈口闭合。而且最后还得用指尖滴血，合墨封口。
我转身到货架旁边翻了翻，找出一张老宣纸、半截墨条、一方旧砚台。想了想，又从抽屉里翻出一支秃了头的毛笔，这是以前练字用顺手的老家伙。
东西齐活儿了。
我坐下来，把纸条摊在桌上，上面盖一层宣纸，用手指死死按住。用秃笔蘸了清水，在纸上慢慢描。
我描得极慢。先描“别”字，那一横、那一撇、那一竖钩；然后再描“挖”字，提手旁、那个“穴”字头，最后死死盯住那一笔钩。足足描了二十分钟，总算把这两个字完整地拓了下来。
然后我拿起毛笔，在拓好的字上面重新走了一遍。这次描的不是字，是笔锋——顺着李砚之当年的原笔锋走。描到“挖”字最后一笔的时候，我的手停了一下。那个钩往回倒一下再拖出去，我照着这个习惯，稳稳地走了一遍。
我把纸拿起来，对着窗户外头透进来的微光看。一个圈渐渐浮现出来。不是完整的圈，是半个，从“别”字起笔，沿着“挖”字的笔锋走，最后停在那个钩的拖尾上。
我拿过三叔公那页纸对了一遍：“补全其圈，使圈复圆，口合其形。”
我现在要做的，就是把它补全。把那个钩拖出去的部分收回来，连成一个完整的圆。这个动作，在咱们行话里，就叫“关门”。
我放下笔，把东西一样样收好。纸条夹进笔记本里，三叔公那页纸叠好放回衬纸后面，宣纸拓片卷起来塞进帆布包。
明天一早去柳树沟。去庙后头，把坛子挖出来，把封口泥刮开，把圈补全。
如果补上了，陈奶奶就不需要再去桥墩底下找那截骨头了。如果补不上——那就说明李砚之当初封坛的时候，压根就没打算让人打开。
我关了灯，锁了店门，站在外面抽了一根烟。整条街安安静静的，只有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。风从街口灌进来，带着一股子河沟里的潮湿味儿，吹得后脖颈子直发凉。
明天天亮就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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