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菲亚的电话越来越频繁。从一周一次，变成三天一次，变成一天一次。每次内容都差不多——孩子又哭了，比昨晚更凶，比以前更久，哄不好。她的声音越来越疲惫，眼袋越来越重，话越来越少。视频通话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她的脸，瘦了，颧骨凸出来了，眼窝陷下去了，和我从塔里出来时一样。
“林深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孩子需要你。”
“他需要的是医生，不是我。”
“医生看了。说没问题。身体指标都正常，不是肠绞痛，不是缺钙，不是任何病。查不出来，才最可怕。”
她没有说“那道疤”，没有说“那座塔”，没有说“那只眼睛”。但她想说的就是这些。我们知道，但不敢说。怕说出来就成真的了。
那天夜里，索菲亚发来一段视频。不是之前那种几秒钟的小片段，是十几分钟的长视频。她大概是把手机架在婴儿床边，拍了一整段。我点开，画面很暗，只有一盏小夜灯，橘黄色的，放在床头的角落。孩子躺在婴儿床里，睡着了，呼吸很轻，小肚子一起一伏。
视频播放到第四分钟的时候，孩子动了。不是翻身，不是伸手，是头在左右转，转得很快，像是在躲什么东西。他的嘴开始瘪，像要哭，但还没哭出来。又过了半分钟，他哭了。不是饿的那种哭，不是尿了的那种哭，是做噩梦的那种哭。尖锐的，刺耳的，像被什么东西吓到了。
他哭的时候，眼睛是闭着的。从头到尾没有睁开过。他不知道自己在哭，不知道为什么哭，不知道自己在哪。他只是在梦里看到了什么东西。
视频播放到第十分钟，他忽然不哭了。不是慢慢停的，是突然停的。像有人按了暂停键。他的头也不转了，身体也不动了，呼吸又变轻了。他睡着了。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我反复看了好几遍。从第四分钟到第十分钟，一共六分钟。他哭了六分钟。前三天哭两分钟，再三天哭四分钟，现在哭六分钟。它在递增。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涨到八分钟、十分钟、半小时、一整夜。
我把视频关了。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天花板上的那只水渍眼睛。
那道疤已经不在了。但它还在。在孩子身上，在孩子的梦里，在孩子的哭声里。沈鹤亭把它从我手上拿走了，但他没有把它消灭。他把它传下去了。传给了谁？传给了孩子。
第二天，我去了一趟医院。不是给孩子看病，是给自己看病。挂了一个皮肤科。医生是个年轻女人，戴着口罩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
“哪里不舒服？”
“手上以前有一道疤，现在没了。但我觉得它还在。”
她让我把手伸出来，看了左手，看了右手。翻过来，翻过去。用放大镜看，用灯照。看了很久，摘下手套，拿起笔，在病历本上写了几行字。
“没有疤。皮肤正常。”
“我知道。但我能感觉到它。”
“那可能是神经记忆。疤痕组织虽然消失了，但神经末梢还保留了之前的信号传导模式，所以你会觉得它在发痒、在疼。这不是病，不需要治疗。”
“会消失吗？”
“会。时间长了就忘了。”
我走出医院。阳光很烈，晒得眼睛疼。站在路边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和车。神经记忆。时间长了就忘了。索菲亚也说过，时间长了就忘了。但孩子不会忘。他还没出生就被那道疤盯上了。在他还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在等他了。
手机响了。索菲亚。
“林深。”
“嗯。”
“孩子手上出现了一个红点。”
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“在哪个位置？”
“右手虎口。”
“多大？”
“针尖大。很小的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。”
“什么时候发现的？”
“刚才。换尿布的时候看到的。之前没有，肯定没有。”
她沉默了一会儿。电话那头有孩子的声音，在哼唧，像是在跟谁说话。
“林深，它回来了。”
“不是它回来了。是它没走。”
“我们怎么办？”
我握着手机，站在路边。阳光照在手上，右手虎口，那里曾经有一道疤，刻着“死亡等死”，刻着“林深”。现在没了，光滑的，干净的。但孩子的虎口上，多了一个红点。针尖大，很小。但它在长。
“林深，你回来吧。”
“回来。”
“什么时候？”
“明天。”
我挂了电话。站在路边，不知道站了多久。阳光从东边移到了西边，影子从长变短，从短变长。那道疤已经不在了，但它在孩子手上。它没有消失，它只是换了一个人。从沈鹤亭换到我，从我还给孩子。孩子是无辜的，他不知道这座塔，不知道这只眼睛，不知道这道疤。他只是个婴儿，连翻身都不会。它不该找他。它该找我。我欠它的，我该还。他不欠。
回到家，我开始收拾行李。护照、充电器、换洗衣服。木杖靠在墙角，杖头那只眼睛对着我。老祭司把它留给我，让我替他守塔。现在塔不用我守了，我要替孩子守那道疤。
我把木杖拿起来，握在手里。木头是凉的，光滑的，被手磨了很多年。杖头那只眼睛在灯光下像是在发光。它看着我，像在说——你又要回去了。
“嗯，又要回去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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