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帝最近心情非常差。
他刚把果亲王发配到边疆去戍边，第二天就收到了岳钟琪八百里加急送过来的折子。
“谋父、逼母、弑兄、屠弟、贪财、好杀、酗酒、淫色、诛忠、好谀”，皇上看着岳钟琪送过来的折子，一时之间觉得这个世界十分荒诞。
他继位以来朝乾夕惕，在这群人眼里居然就只有这些，只有这些！
赵荣在一边大气都不敢出，心里悲催极了，一时之间十分怀念苏培盛。
怡亲王怎么就去巡视河道了呢？
这场案子动静不小，皇上更是几乎每天都在暴怒的状态，怀瑾自然也知道了。
怀瑾在脑海里扒拉了一阵，才想起来这个“曾静”到底是谁。雍正六年全年无事，她还以为这个案子被蝴蝶掉了呢，没想到居然还能延迟触发。
历史上，曾静案的起因可追溯至清朝初期。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吕留良虽已去世，但他的著述中强烈的“华夷之辨”思想，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。
到了雍正年间，一位屡试不第的湖南秀才曾静偶然读到吕留良的著作，被其学说深折服，由此萌生了反清的念头。
他将自己的反清思想记录在《知新录》中，还派学生张熙去吕家访求遗书。雍正六年，曾静听闻时任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南宋名将岳飞的后裔，且手握重兵，正受皇帝猜忌。
于是在轻信一些流言后，这位奇人曾静居然决定赌一把，派学生张熙化名张倬，带着一封策反信从湖南远赴陕西，企图煽动岳钟琪起兵反清，为汉人复仇。
曾静在信中历数雍正帝“谋父、逼母、弑兄、屠弟、贪财、好杀、酗酒、淫色、诛忠、好谀”的“十大罪状”。
当然了，这十大罪状他一点证据也没有，全是听信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流言。
岳钟琪疯了才会和对方谋反，他立即将张熙逮捕，为了查明幕后主使及谣言源头，岳钟琪在与陕西巡抚西琳刑讯逼供无果后，他假意与张熙盟誓，表示愿共谋大事。张熙居然信以为真，于是把曾静以及他们深受吕留良思想影响的来龙去脉全盘托出。
岳钟琪掌握实情后自然火速上报雍正，曾静等人被迅速捉拿归案，并押解至北京由雍正帝亲自主持审讯。
雍正的《大义觉迷录》就是此时诞生的，雍正将罪责归于曾静“误听流言”、“迷惑无知”和吕留良思想的毒害，最终判定二人“情有可原”，将其免罪释放。
不过已故近五十年的吕留良及其学派就没这个好运了，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、弟子严鸿逵被开棺戮尸、枭首示众，另一子吕毅中及弟子沈在宽被斩立决。吕、严两家的后代则被发配宁古塔为奴，相关著作亦被禁毁。
之后，雍正下令将两年中关于此案的上谕、审讯记录、曾静的口供及其认罪书《归仁说》汇编成书，命名为《大义觉迷录》，并刊印发行全国，要求所有学校和士子认真研读。
此外，他还命令曾静亲自前往各地巡讲，痛斥自己过往的“错误思想”，歌颂当朝皇帝的圣明。
但是雍正实在是有个“好儿子”。雍正留下遗诏要求子孙不得追究曾静二人，但乾隆继位后，即位当年便将曾静和张熙以“诽谤先帝”的罪名凌迟处死，并下旨查禁了雍正苦心编纂的《大义觉迷录》。
雍正通过《大义觉迷录》亲自下场辩论，论证满洲入主中原完全符合儒家“天命”与“王道”，力图在理论上重构清朝统治的合法性。结果乾隆一下子让他的努力直接回到原点，简直和顺治死后的“罪己诏”有异曲同工之“妙”。
怀瑾回想起这个案件的前因后果后，决定把这件事交给她表哥来烦恼，她可管不了这件事，皇上估计想听的也不是她的意见和安慰。
“叫各宫最近都小心点，不要惹了皇上的不快。”怀瑾吩咐说，“孩子们那里也通知一声，不要乱说话，尤其是和惠公主那里，让她看好了怡亲王府里那几个不省心的臭小子。”
望秋领命离开了。
允祥自然也知道了这件事。
正好，他的任务已经完成的差不多，于是直接轻车简行，骑马往京城赶。到了京城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就进宫了。
被皇帝的低气压笼罩了许久的诸位大臣和下人听闻怡亲王回来了，恨不得弹冠相庆。
有怡亲王在，皇上总该开心了吧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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