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代乱世，中原板荡、皇权式微，四方割据政权各自称帝立国、分庭抗礼，华夏不复一统，藩贡体系彻底崩坏。中原王朝屡遭更迭、国力孱弱，周边诸国多轻视中原、自立名号、拒不臣服。
柴荣即位之后，内修法度、充盈国力，外扫割据、屡战屡胜，后周国势蒸蒸日上、兵威震于四海。随着南征北伐接连大捷、疆域日广、国力日强，后周彻底重塑中原宗主威仪，四方割据政权、边疆部族、海外藩国纷纷改观态度、遣使臣服、纳贡归义。世宗恩威并施、刚柔相济，以武力定疆域、以仁德安列国，构建起秩序井然的全新邦交格局。
一、对南唐：战胜存仁、去帝称藩、怀柔绥远
淮南之战爆发之初，南唐国力强盛、割据江南、坐拥富庶之地，自认可与后周分庭抗礼、南北对峙。彼时南唐元宗李璟志骄气盛、自居大国，致书柴荣之时，行文礼制平等，书曰“唐皇帝奉书于大周皇帝”，两国以兄弟之国相称，不肯屈居藩属、不愿臣服中原，俨然与后周并立为南北两朝。
然历经柴荣三次亲征、三年鏖战，南唐主力尽溃、江北尽失、国土残破、国力崩盘，再也无力抗衡后周。穷途末路之下，李璟不得不低头臣服、自削尊号、俯首归藩。他主动去除皇帝帝号、废除天子规制，贬降自称“江南国主”，正式奉后周正朔，遵后周为中原正统，年年纳贡、岁岁称臣，彻底断绝南北对峙的格局，沦为后周藩属。
柴荣素有王者胸襟、不恃胜凌弱、以德服人。南唐臣服之后，为彰显大国诚意、安抚江南民心、稳定南方局势，柴荣不再穷追苛责、不事屠戮，陆续释放所有被俘的南唐文武将臣、归降士卒，准许其南归故里、与家人团聚，极大缓和了两国对立情绪，安定了江南人心。
不仅如此，世宗更以怀柔之策绥服南国。显德五年（958年）九月、显德六年（959年）六月，柴荣两次专门赏赐南唐大量牲畜、钱绢、物资，体恤江南战后民生凋敝、百废待兴，以恩信化解兵戈仇怨，稳固南唐藩属之心，让南方彻底安定、无再生乱之由。
南唐附属藩镇、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割据闽南之地，名义臣属于南唐，眼见南唐惨败、后周独霸中原、天下大势已定，遂决意弃南唐、归心后周。淮南战后，留从效暗中派遣心腹衙将蔡仲赟等人，乔装扮作商旅商贩，绕道湖北潜行北上，奔赴大梁向后周朝廷输诚，秘密表达归附归顺、臣服世宗的赤诚之心。
显德六年（959年），留从效再度正式遣使入朝，奉上表章、敬献贡品，公开向后周称臣纳贡。柴荣嘉其识势归义、忠心可鉴，特意赐诏褒奖接纳，承认其藩镇地位、安抚归降之心。
为表彻底臣服、永久归顺之意，留从效进一步上奏，请求允许在京师大梁修建专属官邸，常驻使臣、隶属朝廷，以示永不二心。但柴荣深谋远虑、顾及大局，考量清源军名义尚属南唐属地，若贸然允许其在京建邸、公然割裂南唐，恐会刺激南唐、引发南方局势动荡、再生兵戈，为维护南方安稳格局、保全南唐颜面，最终婉言拒绝其请，尽显成熟稳重的外交格局。
二、对后蜀：收复四州、严持国体、不屈名分
西南后蜀割据巴蜀、凭险自固，常年窃据中原陇西四州之地，割据一方、自尊自大、藐视中原。显德二年（955年），柴荣西征破蜀，一举收复秦、凤、成、阶四州，尽复陇西故土，大破后蜀边防主力，蜀朝朝野震恐。
战后，柴荣秉持好生之德、宽待降众，将数千名后蜀降卒尽数释放放回巴蜀，不囚不杀、体恤士卒、彰显中原仁德，避免两国结下深仇。
后蜀后主孟昶素来骄矜自满、妄自尊大，虽遭惨败、失地折兵，却依旧不肯放下身段臣服中原。显德二年（955年）十月，孟昶主动遣使试图与后周通使往来、试探虚实，但其所递国书之中，依旧傲然自称“大蜀皇帝”，与后周皇帝名分对等、平起平坐，依旧保有称帝割据、分庭抗礼之心，毫无臣服归藩、尊崇中原正统之意。
柴荣素来坚守中原国体、重视尊卑秩序、不容列国僭越，见孟昶战败仍骄妄自大、僭号不屈，遂断然拒绝回应、不作批复，以冷遇昭示天下：割据僭号者，不得与正统中原王朝平起平坐，坚守大国底线、绝不纵容列国僭越无礼。
三、对吴越：厚待藩臣、论功行赏、稳固东藩
吴越政权自五代以来，始终恪守臣节、臣服中原，世代尊奉中原王朝为正统，从未僭越称帝、割据叛逆。柴荣即位之初，为嘉奖吴越世代恭顺、安抚东方藩国，特意加授吴越国王钱弘俶为天下兵马都元帅，荣宠加身、厚待藩臣。
淮南之战征伐南唐期间，吴越谨遵后周朝命、恪守藩臣职责，主动出兵进攻南唐常州、牵制敌军东线兵力，配合周军主力南北夹击，为平定淮南立下汗马功劳，尽职尽忠、助力中原统一大业。
世宗论功行赏、知恩必报，为嘉奖吴越出兵助战、恭顺尽职，分别于显德五年（958年）九月、显德六年（959年）六月，两次厚赐吴越国大量牲畜、钱绢、物资，礼遇优厚、恩宠有加，彻底稳固东方藩属，让吴越始终忠心向周、屏藩东南。
四、对高丽：册封藩属、通商易铜、互通朝贡
辽东高丽国素来远隔山海、自立一方。显德二年（955年）十月，高丽国王王昭听闻后周国势鼎盛、世宗雄才大略，主动破除隔阂、遣使渡海入朝进贡，开启两国通好朝贡、臣服中原的往来。
十一月，柴荣顺势安抚远邦、册封藩属，正式遣使远赴高丽，下诏加封王昭为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师，确立两国君臣藩属关系，将高丽纳入后周藩贡体系。
彼时世宗锐意改革、大兴铸钱、整顿币制，国内统一铸钱急需大量铜料，中原铜料紧缺、供不应求。为解决铸铜刚需、完善货币体系，显德五年（958年），柴荣特意派遣使臣，携带数千匹精美帛绢远赴高丽，以中原物产与高丽通商交易、换取铜料。
高丽国王王昭感念世宗礼遇、诚心交好，极为恭顺。次年即刻遣使入贡，一次性敬献铜五万斤，极大缓解了后周铸铜短缺的困境，助力中原币制改革、经济复苏。显德六年（959年）正月，王昭再度遣使入朝，敬献本土方物、尽守藩臣之礼，两国邦交和睦、往来频繁。
五、对边疆部族、海外诸国：四夷宾服、万国来朝
随着后周国威远播、仁德广布，四方边疆部族、海外远邦纷纷慕名臣服、遣使入贡，呈现乱世罕见的宾服盛况。
显德二年（955年）五月，西北甘州回鹘遣使入朝进贡，归附中原、尊奉后周正统，安定西北边疆部族秩序。
显德六年（959年）正月，远居东北松花江、黑龙江下游的女真部族，跨越千里路途遣使赴大梁贡献方物，臣服归顺、纳贡称藩，东北边陲部族尽数宾服。
显德五年（958年）九月，南海海外古国占城，其国王因陀罗跋摩三世（史书载释利因德漫）亦派遣越洋使臣，远赴中原朝贡献礼，致敬后周王朝。
纵观世宗一朝对外邦交，威足以慑列国，德足以服远夷。于强者则扬国体、正名分、不姑息僭越；于顺者则施仁恩、厚赏赐、稳藩属民心。南制南唐、西慑巴蜀、东抚吴越、北通高丽、四夷归服、万国来朝。既重塑了中原王朝的正统威仪，又稳定了四方边境格局，为终结五代十国乱世、实现天下一统，构建了安定有序的外部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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