顾长柏把学生从军警手里捞出来之后，第二天就去了北大。
车子从后街绕到校长办公室，蒋梦麟已经等在门口了。
虽然蔡元培是北大的精神图腾，但是要论当校长，还得是蒋梦麟，他外表斯文，做事讲求实际，不是那种慷慨激昂的文人。
他的思路是先保住北大这个摊子，再谈别的。南京教育部要他压制学生运动；北大教授派系多，意见不统一；学生爱国情绪高涨，游行一发动，压力全压在校长身上。
蒋梦麟常常是两头为难，他同情学生抗日的动机，但不认可罢课、大规模游行这种激烈方式。他不敢硬压学生，又不能违抗南京当局的命令，只能反复劝说、调停，常常两边不讨好，学生骂他“政府的跟班”，南京又嫌他管束不力。
此时这位北大代校长瘦得像个纸人，鼻梁上架着一副旧眼镜，领口永远系得一丝不苟，见人先叹气，再堆起一脸苦笑。
顾长柏跟他握了手，没寒暄，关上门就说：“我这次来，不单是为了华北的事。学校的事，得谈谈了。”
蒋梦麟给他倒茶，“我知道。我也在想。可您不晓得，学校里现在分两派，一派说誓死不离北平，一派说应该提前准备。吵得不可开交。外面学生上街，里头教授拍桌子，我夹在中间，快成风箱里的老鼠了。”
顾长柏喝了口茶，淡淡地说：“都得走。学生走，教授走，图书仪器能搬的也搬。北平守不住。”
蒋梦麟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我也这么想。可有些老教授说，国难当头，学校走了，人心就散了。图书馆那么多善本，搬也搬不走。”
“搬不走也要搬。”顾长柏把茶杯一放，“书架可以再打，楼可以再盖，学生不能留给日本人。你把人保住，将来在后方再建一个北大。搬书搬仪器的钱，我出。但人必须现在就开始分批走。”
蒋梦麟抬头看着他，半天没说话，最后低声问：“真到了那一步？”
顾长柏点头：“早做准备，比到时候仓皇逃命强。”
两人又谈了一阵，顾长柏提到昆明。
他已经让龙云在西南那边悄悄物色校舍用地，气候合适，位置偏远，日本人打不到，甚至连飞机都很难轰炸到。
蒋梦麟听了，眼睛亮了一下，又皱起眉头：“昆明太远，交通不便，仪器和图书千里转运，难啊。”
“难也要走。”顾长柏说，“日本人占了北平，第一件事就是运走你们的图书仪器。清华的理科实验室，北大的文科藏书，师大数理系的设备，这些落在他们手里，损失就大了。你信不信，他们的宪兵队会把你那红楼当司令部？连地下室都能变成牢房。”
蒋梦麟终究没再反驳，他当然知道，面前这个人对战争的嗅觉比谁都准。既然他说要迁，那这学校八成是待不下去了。
几天后，顾长柏又约了周作人、郑天挺、沈兼士几位教授谈了一次。
周作人还是那副不紧不慢的样子，说学校一迁，书斋就没了。
顾长柏没跟他辩，只说：“你那些书，我先替你装箱。等哪天你到了长沙，书就在长沙。到了昆明，书就在昆明。”
周作人愣了愣，没再言语，他要是想留下就留下吧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
故宫的事比学校更复杂。
1933年文物南下时，舆论就吵翻了天。鲁迅、周作人这些文化名人都公开质疑：国都要亡了，老百姓跑不掉，运几万箱坛坛罐罐有什么意义？
押运官员夹带私货的流言也传得满天飞，连顾长柏听了都摇头，说：“这些人骂得痛快，等日本人来了，把金锺玉磬搬去东京，他们又该骂南京不早做安排了。”
北平这边还在为要不要南迁扯皮时，顾长柏已经派人把故宫在南京朝天宫的库房又扩建了一轮。
这批文物从1933年南下，先存上海租界库房，后来嫌潮湿，全部搬到了南京朝天宫。
顾长柏去朝天宫看过几趟，库房建得厚实，防潮防虫都上了心思。他对负责人说：“继续准备西迁，重庆。”
当然也有不乐意的声音。有人说顾长柏借着护宝的名头，偷盗国宝。
历史上故宫第一任院长易培基，就是被这么冤死的 。
由于故宫经费紧张，理事会经行政院批准，处理一批宫廷破旧日用杂物、残缺金器，不是书画重宝，公开标价出售补贴开支 。
张继（司法院副院长，国民党元老）本来想当故宫一把手，没能如愿。张继夫人崔振华出面告状，说易培基私卖国宝、贪污舞弊，后来升级成盗换古物、以假换真的大案 。
1932年，监察院弹劾易培基卖金器违法，舆论哗然。易培基逐条答辩，说处置废品是官方批准的。
1933年，正是故宫文物准备大规模南迁的时候，案子越闹越大。易培基被迫辞职，马衡接任院长。
案子强行从北平转到南京江宁地方法院，脱离了北平证据体系。检察官派人去北平、上海库房查文物：只要专家觉得东西不对、款识有问题，一律算作易培基调包盗走。
1934年正式公诉，通缉易培基。易培基躲进上海法租界，不敢公开露面，从此无法自辩。
拖到1937年9月，易培基在上海贫病而死，案子没有宣判，至死没有结案
直到1950年，马衡撰文、吴瀛发文，公开指出这是冤案，属于学界的正本清源 。之后几十年，故宫整理当年被当作“赝品”封存的62箱文物，发现绝大多数都是真品，从实物上证明当年控方的鉴定完全不靠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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