顾长柏他爹的发家史，要从1907年说起。
那一年，顾长柏刚出生。他祖父顾溶在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当总办，手里攥着公家印把子，心里头却打着自己的算盘。
银行里的钱堆得像小山，每天经手的流水哗哗响，顾溶看着那些白花花的银元，心里很火热。
于是就从银行“借”了二十万。
这事儿搁现在叫挪用公款，搁那时候叫“拆借”。
顾溶跟几个同行打点好了，账面上做得漂漂亮亮，谁也看不出窟窿。
他把这二十万交给了他儿子——顾长柏他爹，顾维翰。
顾维翰那年二十出头，在上海滩已经混了几年，脑子活泛，胆子也大。他接过这二十万，加上家族手里头的流动资金，凑了三十万，开始了一场豪赌。
他先投了钱庄。钱庄是当时上海滩最赚钱的行当之一，利息高，周转快，只要你信誉好，钱生钱跟下崽似的。
顾维翰投了三家，占股不大，但足够他摸清门道。然后他开始买黄金。黄金这东西，自古就是硬通货，乱世更是宝。
顾维翰一口气买了几批，存在汇丰银行的保险柜里，跟汇丰的买办搭上了关系，建立了拆放往来——说白了，就是能借到洋人的钱了。
运气来了挡不住。
1907年，印度金矿大罢工，全球黄金供应骤减，伦敦金价暴涨。顾维翰手里的黄金三天涨了百分之三十，净赚四万五。
他乐得合不拢嘴，赶紧又追加了仓位。黄金在高位震荡了几个月，他来回倒手，累计盈利九万。
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，手里攥着近四十万的资本，在上海滩已经算得上号了。
但他没急着享受，而是开始布局钱生钱的另一条路——放贷。
江浙一带盛产丝绸和棉纱，每年出口量巨大，棉商需要大量资金周转。
顾维翰看准了这个机会，开始对出口棉商放贷。利息不高，但胜在稳定，旱涝保收。同时，他还代理了嘉定、太仓、昆山、松江、苏州一带的官方税收和汇款业务。
官府的钱走他的账，利钱归他，这本万利的买卖，让他的资本迅速膨胀。
1908年，他的资产已经从最初的三十万滚到了近百万。
1910年，上海爆发了一次严重的橡胶股灾。股市崩盘，无数人倾家荡产，跳黄浦江的都有。
顾维翰却因为一个习惯躲过了这场灾难——他不炒股，他只买黄金。在他看来，股票是纸，黄金才是真金白银。股灾那年，他不但没亏，反而趁低吸纳了不少优质资产，又大赚了一笔。
更重要的是，他囤积黄金的习惯，在清末白银持续贬值的大背景下，成了一种天然的对冲。
1908年到1910年，金银比从一比三十五跌到一比三十八，白银越来越不值钱，黄金却越来越坚挺。
顾维翰手里那几千条金条，不但没贬值，反而相对升值了百分之八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老天爷赏饭吃。
进入1910年代，顾维翰开始从金融转向实业。他先是投资了缫丝厂，入股了上海永泰丝厂，同时在嘉定、昆山设立收购站，直接从农民手里收蚕茧，减少了中间环节。然后他又进口美国设备，建起了机器面粉厂——嘉丰面粉厂。
面粉厂的生意好得出奇。那时候中国连年灾荒，军阀混战，粮食价格飞涨。嘉丰面粉厂生产的“嘉丰牌”面粉，质量好，价格公道，不光在国内卖得好，还出口到了朝鲜和日本。1911年，嘉丰面粉厂成了顾家的现金奶牛，每年净赚十几万。
有钱了，他瞄准了来钱更快的金融业。
1912年，顾维翰联合宁波帮的几个大佬，以自家钱庄为基础，成立了嘉丰商业银行。他占股百分之六十，控股。
银行一成立，就承接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代理业务，管理军饷发放，吸纳富商大户存款。那时候军阀发军饷，经常用嘉丰银行的票子，因为信誉好，兑现快。
军队的饷银过他的手，利钱归他，这本万利的买卖，让他的资本再次翻番。
民国初年，白银继续贬值，顾维翰手里的黄金又升值了。他每年固定买入一千条金条，存在汇丰、花旗的保险柜里，谁也动不了。
这些金条，后来成了顾家穿越数次经济危机的“压舱石”。
1913年，顾维翰开始布局纺织业。他看准了棉纱市场的前景，花了十五万入股德大纱厂，占股百分之十。
同时，他进军内河航运，买了两艘500吨的小火轮，开通了苏州到上海的货运航线。航运业利润不高，但胜在稳定，而且能帮他打通物流渠道，为自家工厂运输原料和产品。
1914年，一战爆发。这是顾家历史上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。
一战期间，欧美列强忙于打仗，无暇顾及中国市场。中国的民族工业迎来了所谓的“黄金四年”。纺织、面粉、缫丝，全都供不应求。
嘉丰面粉厂的日产从一千袋涨到三千袋，还是不够卖。德大纱厂的纱锭从两万枚扩到五万枚，利润翻了五倍。永泰丝厂的生丝出口量翻了八倍，赚的都是外汇。
顾家手握银行，可以给这些工厂放贷，利息就够吃了。他们自己又是股东，分红拿大头。航运业也跟着沾光，运输需求暴增，嘉太轮船公司的船从两艘扩充到六艘，航线从苏州到上海延伸到长江全流域。
到1918年一战结束时，顾家的家族资产逼近千万。嘉丰银行成了上海华资银行的第三名。
嘉丰面粉厂成了上海最大的面粉厂，日产面粉五千袋，工人上千。
德大纱厂成了国内最大的纱厂之一，产品畅销全国。嘉太轮船公司拥有六艘轮船，总吨位超过五千吨，垄断了长江中下游的部分货运航线。
这四年，顾维翰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但心里美滋滋的。他经常在饭桌上跟儿子顾长柏说：“做生意看准了就得往死里干。你犹豫，机会就没了。”
年幼的顾长柏只道这个胖胖的父亲是真正的欧皇体质，掌握穿越宝典。
一战结束后，全球经济进入了战后大调整期。欧美列强恢复生产，开始反扑中国市场。日本也爆发了战后恐慌，经济一落千丈。但对顾维翰来说，危机就是机会。
他用低价收购了法国一家破产丝厂的全套设备，引进了自动缫丝生产线，生产效率直接翻倍。他从英国收购了先进的纺织专利技术，让德大纱厂的产品质量赶上了日本货。他还趁机从美国买了大批便宜的小麦，囤在仓库里，等面粉价格上涨后再抛售。
同时，他开始布局海外。沙俄内战爆发后，俄国卢布变成了废纸，俄国商人在华资产急于脱手。
顾维翰跟宁波帮的朋友们组了个“卢布清算联盟”，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俄商的债务和资产。他还带着黄金跑到哈尔滨、满洲里，兑换俄侨手里的卢布——这些卢布后来被他用来从俄国远东临时政府换取了大量木材、煤炭等资源，转手卖给日本和朝鲜商人，赚得盆满钵满。
到1921年，顾家的资产已经超过两千万。银行、实业、航运，三条腿走路，每一步都踩在点上。
顾维翰不满足于此。他开始大规模投资地产。他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南京路上买了六十亩地，建了“嘉丰百货大楼”，成了当时南京路上的地标之一。他在杨树浦买了工业用地，建起了纺织和缫丝联合工厂。他在哈尔滨买了商业用地，开设银行分行和商号，为对俄贸易铺路。
到1927年，顾家由于和北伐深度绑定，提供军粮被服，资产已经膨胀到四千万元的规模。横跨银行、面粉、纺织、航运、房地产五大板块，是上海滩数得着的巨富之家。
顾长柏从小在这样的家庭长大，耳濡目染，学的不是怎么赚钱，而是怎么花钱——他爹最常说的话是：“钱不是省出来的，是赚出来的。该花就花，别抠抠搜搜的。”
同时期的富商，郑伯昭，英美烟公司的买办，资产2000银元，上海最富有的买办。
席正甫家族，汇丰银行买办世家，资产1500万银元，控制上海外资银行资金入口，投资钱庄、地产和多家官办银行。
刘鸿生，火柴、煤炭大王，资产千万元。
荣氏家族，资产七百万银元。1919年茂福申新总公司资本达1400万元，但1922年后受经济萧条影响，1927年负债已达1721万元。
顾家在上海滩的名头，不是吹出来的。蒋校长在前线打仗，顾维翰在后头数钱。
上海滩的商人们眼睛贼亮，谁家底厚、谁路子野，门儿清。顾长柏年纪轻轻就是北伐名将，又是军委常委，手底下十几万兵马，这样的金龟婿，打着灯笼都找不着。
于是，顾家法租界那栋大洋楼的门槛，这半年就没歇过。
永安百货郭家的郭婉莹来了。十八岁，刚从上海中西女塾毕业。
李鸿章侄孙女李国秦也来了。二十五岁，圣约翰大学毕业，才貌双全，诗词书画样样精通，是上海社交界公认的才女。
张静江的三个女儿更是常客。张芸英留美归来，弹得一手好钢琴，每次来都要在顾家的钢琴上露一手。张荔英留法学油画，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素描，画的是顾家花园里的那棵老槐树。张茜英最活泼，一进门就拉着张娴的手叫“娴妈妈”，叫得比亲闺女还亲。
朱葆三的孙女朱湄筠，人称“朱五小姐”，精通英法文，跳舞跳得好，每次来都穿着最时髦的洋装，像是从画报上走下来的。
袁世凯的女儿袁叔祯容貌秀丽，随母亲住在上海，偶尔也来串门，话不多，但笑起来很好看。
苏州贝家贝聿华，盛宣怀的孙女盛毓秀、盛毓菊姐妹，叶澄衷的曾孙女叶佩荪，康有为的女儿康同复，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珊……一个个名字说出来，都是上海滩响当当的望族。
……
这样的顾家，才是宋三孜孜以求的家族。
(介绍主角家底，其实写书前，大纲里就有，但是开始写的太详细，后面计算越来越困难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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