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74年7月，维也纳
夏天最深的时候，维也纳像一个被放在炉子上慢炖的锅。热气从石板路的缝隙里蒸腾上来，扭曲了远处的景物。人们懒得说话，懒得走路，懒得生气。连街上的狗都趴在阴凉处，伸出舌头，一动不动。
雅各布·科恩的咖啡馆里装了一台新的风扇。不是电动的——电还是稀罕东西。是手摇的，一个铁架子上面挂着几片布，费伦茨用他唯一的那只手摇一会儿，就满头大汗，比不摇还热。
“这破玩意儿，”费伦茨把风扇推到一边，“还不如不开。”
“那就别摇了。”雅各布擦着杯子。
“你不热？”
“热。但热又不会死。”
费伦茨叹了口气，坐到角落的椅子上，用帽子当扇子。他今年六十二岁了，虽然身体还算硬朗，但毕竟少了一只胳膊，做起事来越来越吃力。
“雅各布，”他说，“你有没有想过再雇一个人？”
“雇谁？”
“随便谁。一个年轻小伙子，帮你擦杯子、煮咖啡、摇风扇。”
“没钱。”
“你不是每个月都给那个孤儿院的孩子送钱吗？”
“那是两码事。”
“怎么是两码事？你把钱给别人，自己却舍不得雇人。”
雅各布放下杯子，看着费伦茨。“你是想辞职？”
“不是。我是觉得你太累了。”
“我不累。”
“你撒谎。”
雅各布沉默了。他知道费伦茨说得对。他确实累。每天早上五点起床，晚上十一点关门，中间几乎没有休息。以前年轻，扛得住。现在二十三岁了——二十三岁不算老，但这几年下来，他的腰已经开始疼了，眼睛也经常酸涩。
但他不能停下来。停下来，咖啡馆就倒了。咖啡馆倒了，保罗就没人管了。保罗没人管，他就不知道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义。
“我再想想。”他说。
“你想了三个月了。”
“那就再想三个月。”
费伦茨摇了摇头，不再说话了。
七月中旬，维也纳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。
皇帝弗朗茨·约瑟夫在美泉宫接见了一批“失业工人代表”。代表们穿着借来的干净衣服，站在皇帝面前，战战兢兢地念了一篇稿子，大意是“陛下英明，陛下万岁，请陛下赏口饭吃”。皇帝听完，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：“朕知道了。”
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
工人们走出美泉宫，站在大门口，面面相觑。
“他说‘知道了’，”一个工人说，“‘知道了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“意思是他知道了。”另一个工人说。
“知道了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”
伊洛娜以《新自由报》记者的身份采访了这几个工人。她写了第二篇关于失业问题的报道，标题叫《知道了》。文章的最后一段是：
“‘朕知道了。’皇帝说。工人转过身，走回没有食物的家，走回没有煤的炉子，走回没有希望的明天。皇帝知道了。但知道了，然后呢？”
贝尔塔读完稿子，沉默了很久。
“这篇发了，你可能会被请去喝茶。”她说。
“什么茶？”
“警察局的茶。”
“好喝吗？”
“据说很难喝。”
“那我不喝。”
贝尔塔笑了。“你越来越像我了。”
“像您不好吗？”
“像我不好。我得罪过太多人，活不了多久。”
伊洛娜看着贝尔塔的脸。那张脸上的皱纹比去年多了，眼袋也更重了。咳嗽还没有好，有时候咳得直不起腰。
“您去看医生了吗？”伊洛娜问。
“看了。医生说是肺的问题。”
“肺的问题？什么问题？”
“他说要再检查。”贝尔塔挥了挥手，“不说这个。稿子我发了。你做好准备。”
“什么准备？”
“被骂的准备。”
报道发表后，果然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有人写匿名信骂伊洛娜是“皇帝的敌人”，有人威胁要“教训”她，还有人在报社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，上面画着一个女人被吊在绞刑架上。
伊洛娜把那些信和那张大字报都锁进了抽屉里。她没有害怕，只是觉得悲哀。
悲哀的是，说真话的人，比说谎的人更危险。
雅各布在七月底收到了莱奥的一封信。信比之前的长了一些：
“雅各布：
伊洛娜来过的里雅斯特了。她住了三天。我给她看了海、港口、渔市。她说海很好看。我也觉得。
她走了之后，炮台忽然变得很空。不是人少了，是少了什么东西。我说不清是什么。也许是声音，也许是颜色。也许什么都不是。
马蒂奇说，这叫‘想念’。他说，想念一个人，就像丢了一把钥匙。你知道钥匙在某个地方，但就是找不到。你会一直找，一直找，直到找到为止。
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找到。
莱奥”
雅各布读完信，把信纸折好，放进口袋。他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的街。一个卖花的小女孩正蹲在街角，面前摆着几束已经蔫了的玫瑰。
他走出去，买了一束。花很便宜，三个克洛伊茨。他给了小女孩一个福林，说不用找了。
小女孩瞪大了眼睛。“先生，您给多了。”
“拿去买面包。”
小女孩鞠了一躬，跑走了。
雅各布拿着那束花回到咖啡馆，找了个瓶子插起来，放在柜台上。
“你买花干什么？”费伦茨问。
“好看。”
“你不是说‘好看不能当饭吃’吗？”
“今天能。”
费伦茨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追问。他只是摇了摇头，然后继续用独臂擦桌子。
那束花在柜台上放了三天，然后蔫了。
雅各布把蔫了的花扔进垃圾桶，但瓶子留了下来。
瓶子空了，但还放在那里。
像一把空椅子。
像一颗空着的心。
伊洛娜在八月初去了一次布达佩斯。
不是因为想家，而是因为父亲写信来说，母亲病重了。
她坐火车回去，一路上脑子里乱糟糟的。她想起上次回家时，母亲在厨房里做饭的样子——系着围裙，手上沾着面粉，头发有些乱了，但脸上的表情是平静的。她想起母亲烧掉她稿纸时的样子——手在发抖，但没有哭。她想起母亲说的那句话：“你像你父亲。”
母亲没有说“你像我”。
也许在母亲心里，“像父亲”是一种夸奖，“像母亲”是一种悲哀。
她到医院的时候，母亲正躺在床上。白色的床单，白色的枕头，白色的墙。母亲的脸也是白色的——不是那种健康的白色，而是那种失去了血色的、像纸一样的白。
“妈。”伊洛娜坐到床边，握住母亲的手。
母亲睁开眼睛，看了她一眼，然后笑了。
“你来了。”
“我来了。”
“瘦了。”
“您也是。”
母亲咳嗽了几声，然后闭上眼睛，像是在积蓄力气。
“伊洛娜，”她终于说，“你恨我吗？”
“不恨。”
“真的？”
“真的。”
“你骗我。”
“我不骗您。”
母亲睁开眼睛，看着天花板。“你小时候，我对你太严了。不让你出去玩，不让你看闲书，不让你跟男孩子说话。你以为我不爱你。其实我是怕。”
“怕什么？”
“怕你跟我一样。”
“跟您一样怎么了？”
母亲沉默了几秒钟。“跟我一样，嫁一个不爱的人，过一辈子不快乐的日子。”
伊洛娜的眼泪掉了下来。
“妈，”她说，“您不快乐吗？”
母亲没有回答。她只是闭上眼睛，嘴角微微动了一下——那不是笑，也不是哭，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、说不清的表情。
“妈，您回答我。”
“不重要了。”母亲的声音很轻，“重要的是，你不要像我。”
伊洛娜握住母亲的手，把脸埋进床单里。
她哭了很久。
母亲没有再说话。只是用那只瘦削的、布满青筋的手，轻轻抚摸着伊洛娜的头发。
一下，一下，又一下。
像小时候一样。
雅各布在八月中旬遇到了一个难题。
保罗的孤儿院要搬家了。不是搬到别的地方，而是搬到维也纳郊外的一栋新楼里。新楼更大、更干净，但更远——坐马车要一个小时。
“以后看保罗就不方便了。”费伦茨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
“那你还去吗？”
“去。”
“每周都去？”
“每周。”
“那你的生意怎么办？”
“让保罗来咖啡馆。修女们每周可以带他来一次。”
“修女会同意吗？”
“我去谈。”
雅各布去了圣安娜孤儿院，跟院长谈了整整一个小时。院长起初不同意，说“教规不允许孩子经常外出”。雅各布说：“教规也不允许孩子饿死，但你们还是让他们喝稀粥。”院长的脸色很难看，但最终让步了——每周六下午，修女可以带保罗来咖啡馆待两个小时。
“但有一个条件，”院长说，“你不能教他犹太教的东西。”
“我什么都不教。我只教他认字。”
“认字可以。但不能读犹太人的书。”
“我读的是德语书。德语书是犹太人的吗？”
院长没有回答。她只是挥了挥手，让他走了。
雅各布走出孤儿院的时候，阳光很烈。他眯着眼睛，看着天空，忽然觉得天很高，很远，像一只倒扣的巨大的碗。
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到保罗长大。
但他会撑。
撑到撑不住为止。
莱奥在八月底收到了伊洛娜的一封信。信很短：
“莱奥：
我母亲病了。我在布达佩斯。
海还是好看吗？
伊洛娜”
莱奥读完信，走到炮台的围墙上，面朝大海。
海还是好看的。但今天他看不进去。
他想起伊洛娜在火车站离开时的背影。她提着一个皮箱，穿着一件灰色的连衣裙，头发被风吹散了，没有回头。
他当时想说点什么，但什么都没说。
现在他想说，但她在很远的地方。
他拿出纸和笔，写回信：
“伊洛娜：
海还是好看的。但你不在这里，好看也没什么用。
希望你母亲早日康复。
如果你需要我，我就去布达佩斯。
莱奥”
他把信折好，塞进信封，走到邮局寄了出去。
走出邮局的时候，他看见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从身边走过。孩子很小，大概一岁左右，正在睡觉，脸上带着一种满足的、天真的表情。
莱奥忽然想起自己的母亲。
她嫁给了赫尔曼·贝克尔，那个做木材生意的商人。她说不爱他，但也不恨他。她说活着不是为了幸福，而是为了不那么痛苦。
他不知道母亲现在过得怎么样。他已经很久没有写信回家了。
不是因为他忘了，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写什么。
写“我在的里雅斯特很好”？那是谎话。写“我想你”？那是假话。
他什么都不写。
但不写，不代表不想。
他站在邮局门口，想了很久。
然后他走进去，买了一张邮票，给母亲写了一封信。
只有一句话：
“妈，我很好。不用担心。”
维也纳的夏天快要结束了。
风开始变得干燥，树叶的边缘开始发黄。街上的孩子们开始准备新学期的书包——虽然很多孩子没有书包，也没有学校。
雅各布的咖啡馆里，那束花早就扔了，但空瓶子还在柜台上。费伦茨问过几次“这破瓶子留着干什么”，雅各布每次都说“有用”。
但有什么用，他从来没有说。
也许他只是喜欢那个瓶子。
也许他只是喜欢“空”的感觉。
空，意味着还可以装东西。
空，意味着还没有结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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