剑桥市的初雪来得悄无声息，却在我们团队内部掀起了一场风暴。我坐在办公室里，手中拿着艾米莉的辞职信，感觉窗外的雪花都带着寒意。
“谷歌给了三倍的薪水，还有更大的研究自由度，”艾米莉避开我的目光，“抱歉，林，我无法拒绝这样的机会。”
这已经是三个月来第三位核心成员的离开。先是 Raj接受了一家制药巨头的高管职位，然后是田中回到日本领导一个国家级科研项目，现在轮到艾米莉。
“这就是创业的现实，”方舟试图安慰我，“大公司的诱惑太大了。”
但我知道问题不止于此。自从公司规模扩大后，我们不得不把更多精力放在管理和融资上，真正的研究时间被不断压缩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为了满足投资人的要求，我们开始追求更快的产品迭代，而不是更深度的科学探索。
弗洛伊德老师观察着团队的动荡，语气中带着理解的沉重：“在我的诊所里，也曾经有助手因为看不到前景而离开。追求真理的道路上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到最后。”
危机在周一的团队会议上爆发。当我把下一季度的商业目标展示出来时，苏晴直接站了起来：
“我们正在变成一个普通的科技公司！还记得我们最初的愿景吗？‘用科学理解心灵，用技术治愈创伤’，可现在呢？我们在讨论用户增长率和市场份额！”
会议室陷入尴尬的沉默。陈浩轻声补充：“苏晴说得对，我已经三个月没有进过实验室了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独自留在办公室，翻看团队初创时的照片。照片上，我们挤在狭小的实验室里，脸上带着理想主义的光芒。而现在，虽然坐在宽敞的办公楼里，却失去了当初的那份纯粹。
“你迷失了方向，小今。”弗洛伊德老师一针见血地说。
最沉重的打击来自李教授的一通越洋电话：“我听说了你们团队的情况。作为你的老师，我必须提醒你：不要为了规模而牺牲深度。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可以同时是优秀的企业家，但前提是永远记得自己为什么开始。”
那天夜里，我失眠了。凌晨三点，我起身给团队每个成员写了一封长邮件，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并邀请大家第二天重新讨论公司方向。
第二天早上，当我忐忑地走进会议室，发现所有人都到齐了，包括已经提出辞职的艾米莉。
“我推迟了谷歌的入职，”艾米莉说，“我想听听你的想法。”
在接下来的四个小时里，我们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坦诚对话。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的失望和期望，指出了公司偏离初心的具体表现。
“我们最初的优势是深度研究，”陈浩说，“可现在却在和那些大公司比拼产品迭代速度。”
“我加入是因为想帮助患者，”苏晴补充，“但现在我们离患者越来越远。”
最让我触动的是方舟的话：“我放弃谷歌的高薪，不是为了参与另一场商业竞争。”
在听取了所有人的意见后，我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：重新定位公司战略，回归研究驱动的模式，即使这意味着要拒绝一些商业机会。
“我们将成立两个独立的团队，”我宣布，“一个继续产品优化，另一个专注于前沿研究。研究人员不需要参与商业事务，他们的唯一任务是推动科学边界。”
这个决定立即带来了反响。一位主要投资人表示反对，警告说这会“影响公司估值”。更让人压力倍增的是，竞争对手趁机加大了市场推广力度。
但在团队内部，气氛完全改变了。艾米莉收回了辞职信，陈浩重新走进了实验室，苏晴开始策划与患者的深度互动项目。
转机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。由于我们坚持研究优先的策略，团队在基础研究上取得了突破——发现了梦境干预对创伤记忆的神经重塑机制。这项研究发表在《科学》杂志上，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。
更令人惊喜的是，这项基础研究的突破反而带来了商业机会。几家大型医疗机构主动寻求合作，希望将我们的最新发现应用于临床实践。
“这就是坚持初心的回报，”弗洛伊德老师评论道，“当你们专注于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时，其他的一切自然会随之而来。”
圣诞节前夕，我们举办了团队重组后的第一次团建活动。在剑桥市郊的一个小木屋里，大家围坐在壁炉前，分享着这一年的心路历程。
艾米莉说：“我意识到，高薪和职位都无法替代解决重要问题带来的满足感。”
陈浩补充：“重新回到实验室的第一天，我就知道这才是我们应该在的地方。”
最让人感动的是，我们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圣诞礼物——张女士和女儿制作的感谢视频。视频中，小女孩举着一幅画：“谢谢你们让妈妈不再做噩梦。”
看着团队成员湿润的眼眶，我知道，我们找回了最宝贵的东西。
那天晚上，我在管理日志上写下：
创业不是要把公司做大，
而是要把事情做好。
团队不是要实现商业目标，
而是要共同追求重要使命。
今天的选择证明：
坚持初心，才是最好的商业策略。
核心成员离开的危机，最终成为了团队重生的契机。我们明白了，真正的凝聚力不是来自薪水或职位，而是来自共同的信念和使命。
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，能够坚持做正确的事而不是容易的事，本身就是一种胜利。而我们，选择了一起走这条少有人走的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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