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五零年的初夏，东南沿海的空气中依旧弥漫着未散的硝烟与浓重的海腥气。舟山群岛的解放，如同砍断了国民党当局赖以苟延残喘的一只重要臂膀，将其势力范围进一步压缩至台澎金马。华东军区前指内，胜利的喜悦尚未完全沉淀，更宏大、也更艰巨的命题已摆在面前——如何跨过那最后，也是最宽阔的一道海峡，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。
谢文渊的办公室墙上，那张巨大的东南沿海地图已经过更新，舟山群岛的区域被醒目地标上了红色。他的目光，如今更多地停留在那片蔚蓝色的、隔开了大陆与台湾岛的海域。桌面上，堆满了关于台湾岛敌军防御、水文气象、可供登陆滩头分析的报告，以及各种关于渡海登陆作战最新战术的研究资料。他与参谋团队的推演，已从“如何攻岛”转向了“如何渡海并立足”。
“副部长，这是刚汇总的各部队上报的船只筹集和改装情况。”
“副部长，气象部门提交的下半年台湾海峡风浪预测分析。”
“副部长，情报部门关于敌军在台岛西部海岸线加强防御工事的最新侦察照片。”
一份份文件，勾勒出一幅庞大而复杂的攻台作战蓝图雏形。谢文渊深知，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、远超以往任何一次战役的跨海远征。它需要集结数以千计的船只，需要建立绝对的海空优势，至少是局部优势，需要解决长达百公里甚至更远距离航渡中的导航、通讯、补给和抗打击问题，更需要面对背水攻坚、敌军可能得到的外部干预等极端困难局面。他废寝忘食地工作，与海军、尽管力量仍很薄弱空军的同志反复协商，试图将这幅蓝图的每一笔都画得更加清晰、更具可操作性。一种“宜将剩勇追穷寇”的紧迫感，驱动着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前线指挥员。
然而，就在攻台准备紧锣密鼓地进行之时，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，开始以不容忽视的方式，投射到这片急于统一的国土上。
六月的一天，一份绝密电报和一则来自外部广播的消息，几乎同时送到了谢文渊和华东军区主要领导的面前。电报内容简短却石破天惊：朝鲜内战爆发。而广播消息则更具震撼性——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派遣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，并抛出所谓“台海地位定理论”。
指挥室内，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。所有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美国人的直接军事介入，不仅粗暴地干涉了中国内政，更意味着原本计划中的渡海攻台行动，将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、极其强大的外部变量。美国第七舰队的航母和战舰，对于当时几乎没有现代化海军的人民解放军而言，是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钢铁壁垒。
“混蛋！美国人这是明目张胆的侵略！”一位性情火爆的将领一拳砸在桌子上，怒不可遏。
老首长眉头紧锁，盯着地图上台湾海峡的位置，久久不语。谢文渊感到一股冰冷的寒意从心底升起，不仅仅是因为美军的介入，更是因为他瞬间意识到，整个国家的战略重心，恐怕不得不因此而发生剧烈的、他极不愿看到的偏移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高层会议连续召开，气氛空前凝重。争论异常激烈。一部分人主张，应不顾一切，趁美军立足未稳，按原计划强行渡海，不惜重大牺牲也要完成统一。另一部分人则认为，在缺乏制海权、制空权，且面临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直接干预的情况下，强行攻台无异于以卵击石，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，必须重新评估。
谢文渊在会议上没有轻易发言，他内心充满了巨大的矛盾和一线的希望。从情感和军人的使命出发，他渴望一鼓作气，横扫东南，完成革命事业的最后一块拼图。但理智和专业素养告诉他，在绝对的力量差距面前，盲动的牺牲毫无意义，只会断送无数战士的生命和革命的成果。他内心深处还存着一丝侥幸，希望这只是美国的恐吓，或者国际局势能有转机。
然而，中央的最终决策，带着历史的沉重与无奈，很快传达下来：“推迟执行渡海攻台计划。战略重心北移，应对朝鲜局势。加强东南沿海防御，待机而动。”
“推迟……待机而动……”谢文渊喃喃地重复着这几个字，手中的红蓝铅笔“啪”地一声掉在地图上，在台湾岛的位置滚落，留下一道无力的痕迹。他走到窗前，望着南方。那片近在咫尺，却又因第七舰队的横亘而瞬间变得遥不可及的土地，那里有他未竟的使命，有需要解放的同胞，也有那个行走在历史阴影里、让他心情复杂的故人——陈瑞生。
他仿佛看到，历史的列车，在即将抵达终点站前，被一只无形的大手，强行扳向了另一条岔路。统一大业，从此被硬生生地搁置，留下了一道至今仍在隐隐作痛的民族伤痕。
个人的命运，在时代的洪流面前，显得如此渺小。他，谢文渊，和他麾下无数摩拳擦掌、准备跨海征战的将士们，他们的热血与筹划，不得不让位于更高层面的、冷酷的地缘政治博弈。
他缓缓拾起掉落的铅笔，重新站到地图前。目光，从那片蔚蓝的、如今已布满荆棘的海峡，移到了东北方向那片即将燃起战火的黑土地。新的战场在召唤，新的责任需要承担。但在他心底最深处，那个关于统一、关于那片美丽岛屿的梦想，从未熄灭，只是被深深地埋藏，等待着破土重出的那一天。
他知道，对于他和这个国家而言，一条更加漫长、更加充满不确定性的道路，已经铺开。而他和陈瑞生，这对昔日的同窗挚友，或许也将在各自选择的道路上，越行越远，直至那不可预知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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